然而，这一天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也遭到污染，市民们在不加防护的情况下走上街头。

一周之后的5月8日，佩尔科夫斯卡娅——切尔诺贝利的撤离者，辗转来到了基辅，住在了一位朋友的家中。

“我在浴缸里洗澡，打开水管开关，我就放声哭了起来。坐下吃饭时，我仍在流泪。为人们，为谎言，我觉得内心难过。报纸上刊登的不是事实。也许，这是因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些......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再去阅读报纸上那些豪言壮语，我收到了巨大的震动，令人肝肠寸断。”

消防员瓦西里此时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一家医院治疗，他受到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远远超过了400伦琴的致死量，护士把他称为“一个核反应堆”。

他的病房在八楼，晚上九点，他催促妻子柳德米拉赶紧打开窗户，此刻，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妻子扭过头，看到丈夫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护士帮他买了这些花。

一只因遭受切尔诺贝利核污染而死亡的鹿

三、

此刻的苏联，则是另外一种气氛。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柳德米拉再也顾不得辐射，转身跑到他的床边，吻着他。

随后的某一天，瓦西里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这所医院。他的遗体被装进一个用玻璃纸做成的袋子里，放进了锌制成的棺材。

人为制造的节日气氛，显然并没有冲淡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场事故就注定将撕裂苏联盛世的画皮。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个核电厂的技术员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气中出现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辐射——切尔诺贝利的核烟云已经飘到了欧洲！接下来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监控站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直到瑞典政府提出交涉，苏联人才发现事情闹大了。4月28日晚9点，苏联电视台第一次袒露实情，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60个小时。

整个世界震动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一个叫安纳托里?施曼斯基的记者记录道。

这些报道试图让人相信，事情不大，只是有人在抹黑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词语又开始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们’、‘企图破坏不可动摇的苏联人民大联盟的反动势力’。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碘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安纳托里?施曼斯基写道。

关于即将到来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是否要取消，乌克兰当局开会争论不休。4月30日，他们终于做出了决定，次日基辅市的庆祝活动从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生态运动。在受害特别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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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难以遮掩的真相，在当年击碎了很多苏联人的大国迷梦，令他们完成了一次苦痛的成长。

比如娜塔莉亚?阿尔谢尼芙娜?罗斯洛瓦，她当时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她回忆道：“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又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

当更多信息被揭露，苏联民众得知了灾难到底多严重，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崩溃了。“辐射剂量计在摇晃着，早已达到极限，而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却立起了告示牌，声称：当地辐射学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葱、西红柿、小黄瓜——统统可以吃。地里种的东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现在辐射学者是怎么说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一位叫爱列娜基?谢廖瓦的记者说。

死亡游戏【二十五】受伤 (第2/3页)

数天，一架直升机盘旋在核电站上空

二、

1986年5月9日，莫斯科照常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

在瑞典，相关科学机构向政府提出明确建议，要求制止人们食用新鲜的春天蔬菜，饮用雨水。

在奥地利，由于惧怕污染的大气颗粒，公园里小孩玩耍的沙坑被清理一空。

当时，甚至连中国也捏了一把汗。经过科学家紧张地监测，几天后，结果显示中国没有受到污染。但这场事故，给正准备上马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香港570万居民中，有100多万人在反对建设核电站的请愿书上签了字。为此，在邓小平的两次亲自过问下，中国政府1986年9月宣告：切尔诺贝利的事故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态度，而且中国将会高度重视广东核电站的安全性，香港的激动情绪总算日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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