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一个角度看来皇帝在受到重重制约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五方面的辅佐每一样国家大政的确定都不再需要由皇帝个人予以确认和负责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皇帝在需要决断的时候总能获得他想要的帮助与建议在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也总有臣下“挺身而出”皇帝本人倒是更可以逍遥其间。换而言之这种制度的安排对皇帝的要求下降了对皇帝个人能力的依赖程度降低了。他采用了集体决策的机制来有步骤、有分别地替代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对这个机制的根本属性素以胆大敢言的杨度有一句精辟的结论：“如果能切实遵照这个体制治国要想做尧舜一般的明君恐怕是很难了但是要做桀纣一般的暴君、昏君同样也难了……”

但林广宇地回答比杨度更为令人诧异：“古往今来。明君少之又少煌煌5ooo年才有尧舜两君；昏君、.(|败坏国家却是层出不穷。朕做不了舜但也决不做昏君。”

哪怕再昏庸的皇帝也不会在臣下面前说自己不想做尧舜的言语杨度起先一阵惊愕随即又是拜服——都说致君于尧舜但古往今来成舜的。就两人而已。贤明如唐太宗者。犹有征高丽之失。择储君之误他人可想而知。

五权宪法的另一个妙用却是君臣两人心知肚明却又不说的——皇权可以在其中扮演立案平衡手的地位。

基于政治冲突的必然性行政与立法、立法与司法、军权与政权肯定会有层出不穷地矛盾以往朝廷地处理要么是和稀泥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在五权宪法地制衡体制下这种矛盾的解决途径便有了程序化的方式而不再是根据君王个人喜好和口味不同予以协调。未必高效但绝对公平——这也是为什么五权宪法体制对真正的明君而言并不是一套理想体制的原因因为他所希冀的克服与展望他所拥有的见识和力量不能如愿铺陈却要在沟通、协调甚至妥协中渡过这就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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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悲情诉说 (第1/3页)

洋洒洒近2oo的条文勾勒出整个维新时代的根本出变革内在动力。

各种精妙的设计、精巧的制衡通过这2oo条成文予以一一归位宛若天河的星辰虽然看上去杂乱无章但依照内在的秩序依然实现了有规律的运作。

从表面上看皇帝虽如同旧式的最高主宰一般掌握了国家统治大权的五项权力依旧保留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但五权再也不是绝对和任意的行使而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平衡与约束在这个层面皇帝想比以往受到了更多的制约与束缚以至于不能随心所欲地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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