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我洗了把脸,开始写稿子,写完稿子,打算上床躺一会,习惯性一摸腰间,坏了,机不见了。我的心里一沉,真是柳月送我的机,在我的心里无比珍贵,怎么能丢了呢?
我有些发慌,仔细回忆回来的过程,最后断定,掉在了三轮车上。
我的头皮发蒙,这三轮车谁知道这会到哪里去了,这么大的地方上哪里找呢?再说了,这机要是被其他坐车的人看到,那还不马上就拿走了,或者,这三轮车夫捡到去卖了,也顶的上拉上2个月三轮车赚的钱啊。
我的心里一跳,我靠,我可不想在这事上惹刘飞。
过了一会,刘飞主动给龚局长敬酒,龚局长喝完酒,和刘飞又攀谈起来。
刘飞彬彬有礼地回答着龚局长的提问。
我体验什么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好。
这天,我出去采访回来,打了一辆脚蹬三轮车回宿舍,蹬车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戴着一顶草帽,脸庞和脖子晒得黝黑,很卖力气地蹬着车把我送到报社,才要了3块钱。
这么热的天,还有一个上坡,我觉得价格很便宜,看着这三轮车夫的辛苦劲儿,觉得过意不去,就掏出5元钱给他:“不用找了!”
我这会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没兴趣了,我和几个副局长们开始喝酒。
我不知道这次刘飞和龚局长的第一次交锋会不会改变龚局长对刘飞从梅玲哪儿得来的印象,我只知道在老龚眼里,我排在刘飞前面。
我还知道,从今天来喝酒的路上马书记的谈话到酒桌上的谈话内容,我已经深深刺激了刘飞,虽然我是被动的,但是,我知道,刘飞一定心里很嫉恨我。
我很无奈,我不想得罪他,可是,我没办法,有些事情并不是我能左右的,很多时候,我只能随波逐流。
过了2天,我策划的一个采访活动,叫“记者体验在一线”,编委批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