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年（大宋嘉佑七年）新年过后的几个月，流求百姓饶有兴趣的关注着《流求联合商报》上双方的论战。大宋外教们最后在流求规则下渐渐无法招架对方犀利的文风，他们在对方以事实为依据的逻辑下找不到反驳对方的论据；他们也无法在史实里找到支持他们说法的论据，对于这些在流求已经带上为民请命立言光环的饱读之士来说，实在无法睁着眼睛说自己都不相信的瞎话；当然他们更加知道自己的瞎话即便说出来，也经不起对方的分析；在经历了这一段的论战后，他们很清楚对方在引经据典上并不比自己差。

流求百姓在这场论战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他们突然发现原来历代的君王大都是在说谎。以儒治国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君王们治国所用的居然是他们对外所摒弃的法家权谋术。最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儒家学说原来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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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 皆大欢喜的论战 (第2/3页)

些以前默默无闻的学者没有和外教们在“万岁”这个称呼上多做纠缠，他们把辩论的主题引到了儒家之学真正的精意上来。这些人对于辩论的规则吃的很透，并且逻辑性很强；他们抛出了让外教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命题：儒家之学为何从未真正用于治国，君王们真正使用的为什么是法家的那一套。

胡适文他们的这个“儒家治国命题”是在流求郡王授意下抛出的，他们早就把各种相关的论据搜集好了，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抛出来，是因为他们在搜集资料时终于为张笑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儒家理论：孔子门下一个以前被君王们故意忽视的思想系统——子游一系。

注：子游一系，现在有人称他们为“弘道派”。《礼记?礼运篇》所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系子游所记。在孔门中，子游所传理想最为高远，议论最为深闳，所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子游可谓孔门之大贤。子游、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这一派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民可废君”。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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