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科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其中，又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到了汉武帝时要求举孝廉。”

“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儿臣以为这种选拔人才制度不适合运用在大唐任用贤才之上，而前隋仍然使用‘察举制’，无法真正的考究人才的本领，太过于表面，至于九品中正制度乃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

“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

“品第人物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二是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三是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然而晋朝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设立九品中正制，也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大唐之所以取得天下，一部分原因也是世家大族的支持才坐稳江山，然而，以如今的大唐根本就不需要向世家大族继续卑躬屈膝。”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是，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并且他们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因此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

第二百五十二章 科举制 (第2/3页)

逍遥直奔主题，仍然是公事，他叹息一声道：“说来与朕听听！”

“父皇，儿臣之前任职户部尚书发现，地方豪强以及士族大家仍然把持着大唐大部分人才，如今在朝中为官者多数是士族子弟或是地方豪强之人，无一人是真正的从民间任职的官员，长此久往，必定会衍生出阶级斗争、集团利益；士族一直都是社会层面上较高层次者，其次是农民，最后是工、商，商人地位一直低下，然而真正的纳税大户却是这些商贾之人，士族子弟入朝为官并非真正的考虑百姓的利益，必须用心的举措来打破这一常规，否则人才全部被士族垄断，对于大唐的统治不利。”

“汉代察举制，它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统一由皇帝确定，却大大的增加了皇帝的压力。若是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与特科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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