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大元朝的皇帝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元使赵良弼由高丽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日本国王，大宰府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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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5章 交境全收 (第2/3页)

对其它地方的征服，却并未因襄樊之战失败的挫折而停止。

蒙古人于北方草原开始兴起后，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时，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游离其外。忽必烈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很是担忧，因为日本和宋朝关系密切，宋朝如和日本联手，将成为蒙古人的心腹大患，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上书忽必烈，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从那时起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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