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永丰十二年，财政进一步紧缩，赤字终于扩大到朝廷不得不向下加税的地步。

永丰十四年，朝廷对普通民众的加赋已经征到了往后五年，大荣财赋重地东南和粮赋重地湖广更是往上连加了好几番，东南和湖广的民众苦不堪言。

永丰十四年末，饱经重税折磨的福建、浙江等地接连爆发大规模的私船出海走私案，涉案者众多，甚至有封疆大吏和地方大族参与其中。

昔日太祖制定海禁，规定民船片板不得下海，更是严令禁止民间与外藩商人的私下贸易；太祖在福建、浙江、广东设市舶司，又先后设黄渡、宁波、泉州、广州、云屯、福州等港口，一切对外贸易皆由市舶司负责，所属官员对外藩进贡商船行辨明勘合、征税、组织贸易等职权，史称为朝贡贸易。

海禁政策到了永丰年间逐渐宽松，对于民间一些小规模的出海，只要上下打点好了，地方官和市泊司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这次这样规模这么大的走私案开国以来实属第一次。

在静安宫里念了八年经的皇帝终于坐不住了，他走出静安宫的大门，走进文渊阁，指着众大臣大骂道：“汝等欲让朕获罪于千古乎？”

大臣们慌了，靖查所逮到机会复起，尘封已久的靖查所诏狱很快就被东南犯官填满，不过江封显然要比他的前任邹渊汲低调内敛得多，他没有用私刑，办案也尽量公允，这让朝野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

这件事过后，福建、浙江市舶司直接废除，仅留下广东市舶司一处，从太祖年间流传下来的朝贡贸易就此断

第九章 永丰二十一年 (第1/3页)

时间过得这般快，转眼到了永丰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里，整个大荣朝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永丰九年，皇帝命令内务监和工部督造佛塔，因佛塔的规模实在太过浩大，所用的人力木料不计其数。

工匠力夫等还能就近招揽，做大梁的木料却要从滇南、贵州等西南林区转运到北京，路途遥远不说，道路还不通顺，一根主梁运到北京居然要耗费五万余两，修葺佛塔每年所耗费的国帑竟占到大荣朝国库进收的三分之二！再加上镇边的辽东军、西北军军费每年都在增加，国库渐渐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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