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代留过学

《我在现代留过学》

第六百九十九章 立规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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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现代新闻学的奥妙。

用一个事情,来掩盖另一个事情。

吸引舆论关注,转移焦点。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如今,当叶康直一案反转。

更大的流量,汹涌而来。

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吕惠卿到底说了什么了。

一场很可能引发新旧两党大争辩的风波,就这样慢慢消散。

故此,这次的事情,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自从在庆宁宫醒来后,赵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话离不开祖宗法度、国家条贯。

但实际上却是打着左灯,疯狂向右转。

这一点,张方平、苏颂都是看的仔细的。

但曾肇、苏辙,却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张方平和苏颂都知道戏肉来,于是竖起耳朵,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

而曾肇、苏辙却还是老样子,趴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此番风波,两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语,以至国家大臣无故受污,更损太母慈圣之名。”

“两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难辞其咎!”

张方平、苏颂连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苏辙则顿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与陛下何干?”

赵煦摇头,道:“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责!”

“自也当至太母之前请罪……”

苏辙、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张方平心中,却想起了一个事情。

如今,汴京新报上连载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麦苗,于是魏武割发代罚。

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张方平暗道:“难怪有人言:当今圣上,颇类汉唐明主了……”

这种手腕,赵官家们是没有的。

只有姓刘的那几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经掌握,并将之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方平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悲喜。

理智告诉他,一个这样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却让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经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对一个在冲年就已经如此老成熟练,还在不断成长的君主。

这也是张方平、文彦博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担心赵煦成年亲政后,会让新党独大,乃至于重走元丰老路的原因——新党和新学的主张与追求,是任何专断型君王都不会接受的。

他们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们想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先帝察觉到这一点后,就疏远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辞相。

先帝尚且如此,当今的权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强。

岂会容忍新党胡来?

必是要倚重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独断的贤士大夫们的。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果然!

效果很好!

新旧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吕惠卿身上转移开了。

大家开始关注起曾肇、苏辙的事情。

叶康直与李宪的名字,开始登上汴京热搜。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其实,是赵煦故意为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苏辙、曾肇怎么知道?

他们听着赵煦的指责,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顿首谢罪,口称‘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罚’。

赵煦听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接过旁边的冯景端来的蜜水,润润喉咙,然后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国家的条贯,朕一向敬重。”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雱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著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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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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