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对蒋委员长所说的也有一定了解，不禁苦笑了一下，说道：“如果按照战绩，杨天风升任集团军司令，也是实至名归。但他有他的想法，委员长也不必强求，可以从其他方面多给予些奖励，以酬其功。”

“呃，这个是自然。”蒋委员长点着头，“他的申请，我是基本照准的。杨天风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不是那种贪欲无节的人。如果改装飞机真的见效，能给日军飞机以沉重打击，让他留几架，也算不了什么。”

正说着，戴笠前来求见，蒋委员长和陈布雷才结束了商议。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大部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狂热地忠于蒋委员长的一个法西斯会社。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而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军事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

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

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起初的“孤岛上海”，恐怖活动的主动权握在国民党特务手中，尽管亲日的黄道会和复兴会也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还是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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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七章 模范边区，上海怪象 (第2/3页)

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是啊，连十个俘虏都没有，何来的歼敌数万？好吧，不排除一些俘虏被激愤的官兵和百姓打死，可差距也不会如此巨大，令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对。

反观新七军的历次作战，虽然也虚报一些，但这个度掌握得很好。俘虏，也杀，也留；战利品呢，如实上报。杨天风所组织的战地记录团，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就能很客观地展现敌人的失败，新七军的战果。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对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他们都想获得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是伪装成爱国事件，而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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