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他们都是做布料批发生意的。

除了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万把块钱不等，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老家的“台会”倒了，有些人又眼红他们做生意做得大，借机落井下石。

他们便不得不带着仅有的资产来京避祸躲债,顺便找找发财的路，看看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些人的思路很简单，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可发展到什么程度，允许怎么做，还不清楚。

个体户们的生意已经做到这份儿上了，想要往大了继续做是惯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里着实害怕呀。

工商的人回复，“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证明。”

几个浙（将）人常年做生意的，这个证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当他们拿出来后，却发现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的证明抬头上写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说，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回去重开。

最早和最迟之间，几乎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然而根据历法计算，这仍不算是极致。

因为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实际上2319年2月21日，人们才会迎来真正的“史上最晚春节”。

不过反过来也得说，1985年也一样是各种价值观冲撞、缠绕的一年。

在各阶层中，价值的失衡和迷惘也不可避免，同样是令人感到忧心的现象。

就拿個体户来说吧，他们赚钱归赚钱，如今的万元户甚至已经不够看了。

只有大地方，走的货量大才能迅速挣到钱，把在老家欠下的债务给还上，所以他们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说，他们来京后的第一件事儿肯定就是找经营场所。

他们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门，有的人相中了虹桥。

这两处，此时都有了一些绿铁皮的散摊儿在招人，是政府为促进搞活经济设置的。

这些浙（将）人就主动跑到了工商局去问，“外地人能不能来？”

这么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节和最晚春节几乎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内。

这也就是说，宁卫民的一生里，既赶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节，也巧合的遇到了第二次发生的最迟春节。

这实在是一件相当有幸的事儿。

或许，这种两极差距,也可以看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既预示着本世纪的共和国必定要走出复兴之路，我们的国运将会完成衰极而盛的转变。

就为这个，几个人发现没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这地方再好城里管得严啊，这不成。

于是大家一合计，他们都是躲债出来的，哪儿敢再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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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干起来的一拨人，有了几年卖方市场的积累，手里趁个十万八万的主儿不在少数。

可也正因为这样，就如同本年度1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中所阐述的那样,个体户们对政策风险的顾虑也越来越大。

没错，国家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确定的。

比起资金的压力，体力的压力，还要大的多。

于是乎，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导致了一些特殊的商业现象出现。

1985年的1月，五六个浙（将）人头一次来到了京城。

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的警戒线，就像吊命绳一样，牢牢的勒着个体户们的脖子。

但要说不往前走了，就这么老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甘心。

所以对于个体户们来说，这种心态上的压力特别大。

第七百五十八章 吃主儿 (第1/3页)

别看大家年年都过春节，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为止，“最早的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就发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迟的春节”是两个并列冠军。

分别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也同样符合宁卫民本人在发生的人格转变。

同样有意思的是,作为乙丑年农历新年这个特殊时间点播放的电视剧，《八仙过海》这四个字也如同算命一样的准，恰如其分的概括了这一年的特点。

要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其实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重要关口，走到了不得不闯价格关的关键时间点，自然就成了许多人不甘寂寞，各显神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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