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明君

《万历明君》

第168章 先天纯粹,一念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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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式微,连他薛应旂都不得已兼蓄心学,另开一派。

没想到袁洪愈替朱子缝缝补补,竟然再有开创,实在难得。

这便是徒子徒孙的意义所在。

朱翊钧见台下的小贡生有所不解,便好意替袁洪愈总结道:“所以袁公以为,朱子的认识实践以及道德实践,是主动的?”

袁洪愈闻言,咂摸了一下皇帝的用词,了然之后,才点了点头:“天理并非虚脱而悬设,乃是有赖于人之‘格物致知’去充实,或者说去‘赞天地之化育’,天理之生机在人,人之生机在心,天地之心不能直接作用与天地万物,必须依托于人心。”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然后才推己及人,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

这是路径的不同,视野的不同。

朱子的理,是天然规范,李贽的理,是后天实践。

“袁公这是与李公合流了?”李三才惊讶地看着袁洪愈。

孙继皋摇了摇头,凝重道:“不是合流,是袁公以理学的主干,吸摄了王子的根基,薛公的性论,李公的实践,将朱子理学推陈出新。”

“就像阳明对朱子、象山翁所做的事情一般。”

两人在台下,一度默契地没提及皇帝的事情,就事论事讨论着。

象山翁是指陆九渊。

周子义摆了摆手,很是随意。

当然,心中却并不平静——从皇帝坐下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平静不下来。

即便这位圣王,如今并未说什么惊人之语。

仅仅说的几句话,也不过是在总结、归纳。

似乎并未给馆内众人带来什么压力。

但是……

就看袁洪愈方才一番发言便知道,起码都五分的心思,都被皇帝所夺摄。

堂堂当世大儒,竟然主动跳进了皇帝所构建的樊笼里!

其心中压力之大,必然是周子义想象不到的。

周子义几乎对皇帝五体投地——皇帝这姿态,显然就是来做裁判的,偏偏所有人对此,都说不出个不是来。

皇帝仅仅坐在台上,袁洪愈便为了理学的道统,主动将自己的学说用皇帝综述的体系重新述说。

经此一事,别说自己所在的司经局。

便是翰林院、礼部,又有多少人敢像以往一样,动辄用儒者姿态谏诤皇帝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

台上此刻,已经换了薛应旂论述。

如果说袁洪愈是踩着王畿,吸纳钱德洪、李贽、薛应旂的学说的话。

那么薛应旂便是踩着袁洪愈、李贽,以心学理学正统自居,高谈阔论。

“王子说,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是天机不息处。”

“王子又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

“袁、李二公的论述,始终着眼于外部规范,有失于本体的超越与道德的挺立。”

“袁公即便缝补了一番,称理学为生生不息,仍旧缺乏一种‘活泼’。”

“李公即便自诩对立同一,亦缺乏一种‘自在’。”

“或者用长惟居士的话来说,实践理性,天然便有缺陷,缺乏这种活泼与自在。”

“当人的意念一旦启动,良知也‘自然’地同时启动,这里所说的‘同时’,意谓良知与意念、人心与意识之间不存在丝毫的间隙。”

“良知必然‘同时’地、亦即‘自然’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不是说良知须等待或倚靠人的意念去发动,然后再回头来去察识意念的是非善恶。”

“这是先天所在,或者说纯粹理性所在。”

“正因这种纯粹,才保持了人想对于万物的‘超然’。”

“没有这种超然,人也不过是‘槁木死灰’,没有这种超然,作为人的天大追求,便是镜花水月。”

“若是摈弃这种先天之超然,便是再‘格物’、再‘循世’,也不过活不出自我的超脱,更成不了圣。”

“故,推陈出新,当以先天而始!”

朱翊钧静静听着这些人论述。

心中却并不平静。

如今的道学,太城市化了,全然向“纯粹理性”集中。

既不说格物了,也不说实践了。

一味靠着推演、感悟而成道。

甚至缺失了逻辑这最为重要的一环。

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本身作为“规律的规律”,其实理应指导形而下,也就是万物规律的。

但如今的心学,自“心无外物”一出之后,已然彻底割裂了内外的联系。

“规律之规律”,变成了“超脱规律之超脱”。

薛应旂要保持人意识的超然有错么?

其实并没有。

这是哲学的必经之路,理性与经验之争,古往今来,中西内外,莫不如此。

但薛应旂的问题,或者说整个心学,出就出在太割裂了。

为了保持这种超脱,将实践彻底视若无物。

而王畿,就更是重量级了……

认为没有什么先天后天,也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一切都是“自我的悟道”。

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悟道的时候,恰好对其有所感知,本质上仍旧是虚妄,只是因“我”而存在。

这样想着,朱翊钧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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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

朱熹的本体论,是客观的静态的理,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理’而行动,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

“可见,人之心并非是被动的涵摄道理,而是如长惟居士所说——在朱子理学中,同样存在自主进行认识与道德实践之依据。”

“若以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而论。”

“岂不是朱子的学说,最为全面而涵盖?”

……

台下众人,听着台上几人你来我往,不由痴痴入神。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王阳明当初有所开创,便是在陆九渊与朱熹的基础之上。

周子义适时更正道:“与其说开创,不如说缝补,再给袁公一些时日,恐怕才能大成。”

学说的视角最为重要。

自从李贽开始散布“歪理邪说”后,各学派虽然面上嗤之以鼻,但该吸收的时候,一点也不会含糊。

孙继皋拱手受教。

所以,朱子的理,只能合乎于世,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独一无二的、区别他人的超脱——人的自由、自由王国等等,都是舶来的概念,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叫做超脱。

简单而言,朱熹的理论,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消抹了人的自发性。

而李贽的普世论,却是发源于王学。

“朱子的本体,自然是真实不虚的,却不是因外在而存、因对象而存、与天地对立的本体,而是浑然一体的存在,生生不息的存在,随着天地而变动的存在,其过程的全体,是人对于自身存在,而内蕴的真实。”

话音刚落。

薛应旂击节称赞:“袁公再度百尺竿头了。”

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慨然做出回应。

“朱子之理,同样是生生不息之理。”

“朱子在《仁说》中,以天地生物之心来定义人,并认为人与万物各得天心之心为心,也就是说,人的本体,来源于天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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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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