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

一旦两国开战，统治者就会瞻前顾后，处处掣肘。

以致尽可能地避免两国争端。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现代经济管理学的问题。

好在李翊在这方面专业对口。

游牧文明一年四季都在迁徙，对于这群居无定所的人。

你中央政府既无法调查人口，又无法按时找他们收税。

甚至你收上来的税，都不见得比得上你在草原上找人的成本。

“——天殖货财，皆有定数，不可尽出。”

“夫商贾之道，不过徙货易位，岂能无中生有？”

“昔粮肉不足以饱胡汉之口，今经筹算，反能足食。”

“此何理耶？”

素乌所提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整个封建时期人们的观点。

这其实还是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影响，

认为生产力是不能被解放、被发展的。

全天下的财货就那么多，不管怎么变法，无非就是看蛋糕怎么分。

而不会使蛋糕变大。

后世许多变法家，也只是在考虑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在想该怎么把蛋糕做大。

在这方面，其实王安石的理论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

王安石提出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从生产角度来说，要增加财富就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从金融学角度说，投资、财产的流转都可能产生新的财富。

李翊从前是干什么的自不用多说。

他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那么前后五百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打。

管仲、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等人也不例外。

李翊绝不会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跟素乌等人科普，什么叫解放生产力。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

那么基于此，李翊便以“诱导式”谈话，向素乌提出要求：

“公等皆以为，草原不能提供足量牛羊。”

“然私以为，若扩大畜养规模，以诸部实力，便能满足本相之所需。”

此言一出，以素乌为首的使者，都在那里冷笑。

仿佛听到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话题。

按理说，游牧民族的牛羊都是成群的，应该越繁殖越多才对。

但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所控制的牛羊，不可能超过放牧地区的草料承受极限。

不然，大草原上的水草喂养不了那么多牛羊，就只会白白饿死。

为此，李翊接着进行补充：

“公等若在牛羊长老之前，将之屠宰售卖。”

“不就能控制草料供给，不致使畜牧过度耶？”

说白了，草料毕竟不是稀缺资源。

牧民们没有一个对草料资源的管理的基本概念。

牛羊在成年之后，就不会再长膘了，甚至有可能掉膘。

再养着它们，就是纯纯浪费资源。

何况牛羊在成年时期，就是它们交易价值最高的时候。

可道理大家都懂，

但牧民们还是无法做到，将它们随意宰杀。

理由也很简单，

杀了肉就无法保存，容易腐烂变质。

所以它们宁可养着老牛老羊，以保证自己手里始终有硬通货。

所以当李翊提出这个建议后，素乌当即出声反驳：

“……明公之论虽善，然我部纵知牛羊老不益肉，亦不忍妄杀。”

“畜活则肉存，骤屠过量，腐臭谁食？”

说着，看一眼众身后其他诸部的使者。

众使者包括乌桓人在内，纷纷起身，连道：是也是也。

杀了，我们吃什么？

“若将牛羊尽易钱财，猝逢雪灾。”

“钱不可衣，铜不可啖。”

“吾等岂非授命于人乎？”

“观汉胡旧市，吾辈惟换盐铁必用之物，足则止售。”

“宁纵牛羊食野，不积铜山堆库。”

“盖皆此之论也。”

素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翊经济论上的另一个漏洞。

那就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牛羊就是他们的硬通货。

换取汉人的五铢钱，赶上大雪大灾天气。

这些钱就是堆铜疙瘩，完全不如实实在在的牛羊好使。

所以，纵观历朝历代的汉胡交易。

每朝都有，可为什么一旦两地爆发战争，边市贸易不能动摇国本呢？

那就是因为贸易的力度不够大！

说白了，你胡人拿牛羊来换取汉人的盐铁，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始终都是点到为止。

当换够了，他们是不会把剩下的牛羊拿出来交易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硬通货，是“立身之本”，人不可能把全身家当拿去跟你汉人做交易。

你动摇不了人家的硬通货，战端一起，自然就动摇不了他们的国本。

有人会说，你们还可以拿钱换我们汉人的粮食嘛。

基于这个观点，一名乌桓使者当即发表自身看法：

“汉家边吏更替无常，若遇酷吏闭关，铜即成砾。”

“于吾等皆无用也。”

“况两国之间，战端若启。”

“市绝畜尽，吾之部族又何以存焉？”

游牧人也不是傻子，你把我们的硬通货换成了铜疙瘩，万一不跟我们交易了。

我们这些铜钱就全砸手里了。

到时候，还不是得看你们汉人眼色吃饭？

对此，李翊只是微微一笑。

“尔等皆患鲜肉难贮，钱贱难恃。”

“以吾观来，此易事耳。”

“可以活畜，易我渔阳之腌肉。”

“若嫌咸味过甚，尚有谷粟布帛可储。”

这就是李翊的经济理论。

幽州发展制盐业，间接能够带动腌肉业、咸鱼业的发展。

而游牧输入到内地的牛羊，又间接为腌肉的制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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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取得胜利。

但无法进行长期的追击歼灭战，也就无法彻底消灭北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所以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游牧给灭了，这样不就没有边患了吗？

所以草原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蛮。

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个野蛮人。

那么转换一种思路，改为直接统治草原地区行不行？

当即对众鲜卑部使者，提出了加深两国贸易，扩大商品规模的建议。

而这建议一出，立马招来了众部使者的反对。

其中以轲比能部使者素乌最是不能理解，当即对李翊的主张提出质疑。

“……丞相之见，皆为坐论，非圣人之言。”

“我等虽为边鄙，亦尝听闻汉家有云：”

先不考虑这会付出多高的军事成本。

即便真的有封建王朝，把草原上的每一个人给杀了。

那么打下的这片土地，你总得移民过去吧？

草原环境恶劣，风餐露宿，栉风沐雨。

夏天的野蚊子能直接把人给咬死。

在他看来，不论是胡人还是汉人，他们的货物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止尽的拿来交易。

也就是司马光说的，“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认为天下的财富有限，不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

后世很多统治者都没能逃出这个刻板印象。

这其实也不现实。

农耕帝国与草原帝国有着不同的文明形态，与统治逻辑。

农耕文明重点看税收，讲究一个稳定。

故此，李翊始终反对单纯通过暴力，来缓解游牧之患。

这是低效、贫民、伤财的。

最佳的方式，还是加深两国贸易，使双边经济高度绑定。

所以要保证一劳永逸，万世太平。

团结“非我族类”，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它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第253章 一劳永逸的解决游牧问题，并不能只靠武力 (第1/3页)

回望千年历史，北方游牧政权似乎总是困扰中原王朝边境安全的问题。

从武帝时期的全盛匈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再到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究其原因，还是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不具备长期作战能力。

任何汉民，只要到了草原长期居住，那他就是会胡化。

由此成为新的游牧。

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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