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坐在座位上，沉默了很久。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他能感觉到，台下家长们的眼神从最初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质疑；媒体记者们的镜头，也都对准了他，等待着他的回答。
良久，久到空气几乎凝固，他忽然笑了。那笑容有些复杂，带着一丝无奈，一丝尴尬，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妥协：“林书记说得对。教育确实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兼顾各种需求，不能走向极端。今天这个座谈会，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很有启发性，也让我对基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拿起放在脚边的公文包，站起身：“我忽然想起，省里还有一个紧急会议，时间快到了，我得先告辞了。后续的活动，就请各位专家和学校领导多费心。”
说完，他没有再看任何人，径直朝着报告厅门口走去，步伐比来时快了许多，显得有些仓促。张维钧、王海燕、周明远三人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困惑和不安的表情。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更没想到李建平会如此干脆地离场。犹豫了片刻，他们也只能纷纷站起身，跟在李建平身后，匆匆离开了报告厅。
这场精心策划、准备已久的开放日，就这样在一片尴尬和沉默中，仓促收场。
真正的阳光与永恒的守护
座谈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沉默。主持人几次张了张嘴，想开口挽回气氛，但看着台下那些眼神复杂的家长，看着那位年轻母亲脸上未干的泪水，话又卡在了喉咙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报告厅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林雪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教育局局长和宣传部副部长。她没有走向**台，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而是径直走到观众席中央的过道上，停下脚步，面向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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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李晓梅身上，包括媒体记者的镜头，也纷纷转向了她。李建平微微侧头，不动声色地看了陈雅娟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询问。
“三个月前，我女儿从学校拿回一本课外读物，说是老师推荐的必读书目，叫《未来精英启蒙读本》。”李晓梅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本书，封面是彩色的，印着几个孩子思考的剪影，“这本书的内容看起来很积极向上，但里面有些章节，让我心里很不安。比如这一页，”她快速翻到其中一页，举起书本，让前排的嘉宾和记者都能看清，“它告诉孩子：‘当你遇到穿制服的人要求你做什么时，不要轻易服从，要先问三个问题：第一，你有这个权力吗？第二，你的依据是什么？第三，我如果不做会怎样？’”
她放下书本，目光扫过台下的专家和学校领导，语气带着一丝困惑和担忧：“我女儿今年才八岁，她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危险，什么是必要的规则。在她眼里，穿制服的人是警察、消防员、医生、老师，是保护她的人。我想问学校，也想问问各位专家：教一个八岁的孩子，用这种充满对抗性的思维去面对那些本应保护她的人，真的是为她好吗？当她遇到坏人时，当她遇到火灾时，当她生病需要急救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求助，而是质疑对方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在误导她吗？”
王海燕连忙站起身，试图圆场：“这位家长，您说的是扫黑除恶的特殊时期，和今天我们讨论的素质教育话题，可能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一个带着哽咽的女声打断了她。第三位家长站了起来，是个年轻的妈妈，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怀里还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孩子睡得很沉，眉头却微微皱着。“我弟弟叫周小斌，是凌源县公安局的警察，牺牲的时候才二十三岁。”
她的声音一开始很平静，但说到“牺牲”两个字时，还是忍不住哽咽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他从小就想当警察，读书时也学过‘独立思考’，但他思考的结果是：这身警服穿上了，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要保护老百姓。所以三年前，在城西棚户区的缉毒行动中，面对歹徒扔过来的手榴弹，他没有时间问那三个问题——没问歹徒有没有权力扔手榴弹，没问法律依据是什么，没问自己不扑上去会怎样。他只知道，身后有他的战友，有附近的居民，有像在座各位一样的普通人。”
媒体记者们也陆续离开了，他们的表情复杂，显然今天的所见所闻，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也打乱了他们原本的报道计划。雷杰依然站在门口的阴影里，看着李建平的车驶远，看着那些“特邀嘉宾”匆匆离去，看着陈雅娟失魂落魄地站在红毯尽头，脸色苍白，眼神空洞。
阳光完全洒下来了，没有了晨雾的遮挡，变得格外灼热，照在校园的操场上，照在孩子们的笑脸上，照在那棵百年榕树郁郁葱葱的树冠上，也照在报告厅里那些沉默的家长身上。那些孩子还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回到了教室，或者在操场上追逐玩耍，享受着本该属于童年的阳光和快乐。
李晓梅走了过来，眼睛还红红的，带着哭过的痕迹。她走到雷杰面前，有些不安地问：“雷局长，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不是……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
雷杰看着她，郑重地摇了摇头，语气真诚而坚定：“你们今天说的话，比我们三年来破的所有案子都重要。因为我们抓再多的坏人，扫再多的黑恶势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守护人心，守护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而你们今天，用最朴素的道理，最真实的情感，守住了这份人心，也守住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意义。”
其他几位家长也陆续围了过来，他们有的是菜市场的摊贩，有的是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小区里的小店主，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但今天，他们用自
报告厅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家长们纷纷交头接耳，脸上露出了和李晓梅相似的困惑表情。
陈雅娟的脸色微微变了，她站起身，试图解释：“李女士，您可能是对这本书的内容产生了误解。我们鼓励孩子提问，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是为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提高安全意识，而不是让他们对抗谁……”
“那这个呢？”李晓梅不等她说完，又翻到另一页，指着上面的插图，“这张图上，画着一枚警徽，但被一个红色的圆圈划掉了，旁边配的文字是‘警惕权力的滥用’。我想问问，安全意识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吗？这不是在引导孩子质疑权威，而是在抹黑那些守护我们安全的人，不是吗？”
张维钧立刻站起身，试图接回话语权，他的笑容依旧儒雅，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这位家长，我想为您解释一下。法治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让公民了解权力的边界，知道任何权力都不能滥用，包括执法者的权力。让孩子从小明白这一点，并不是让他们对抗执法者，而是让他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张律师，我不懂什么法治社会的大道理，但我懂一个最朴素的理。”一个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张维钧的话。说话的是坐在李晓梅旁边的中年男人，他叫郑国强，是那个曾被赵天霸打断腿的砖厂主郑国栋的儿子。他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T恤，站起来时，能看到他走路的姿势有些轻微的跛。
她抬手擦了擦眼泪，声音变得坚定：“他扑上去了，手榴弹爆炸了，他用自己的命，换了其他人的安全。他现在躺在烈士陵园里，墓碑上的照片还那么年轻，那么爱笑。如果他知道，有人用他拼死保护的孩子，来培养对警察的‘质疑’和‘对抗’，他会不会寒心？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心里又怎么能好受？”
报告厅彻底安静了。连快门声都停了下来，记者们放下了手中的相机和录音笔，默默地看着这位年轻的母亲。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她轻微的啜泣声和孩子均匀的呼吸声。
李建平脸上的笑容终于僵住了，再也维持不住那份儒雅和从容。他缓缓转过头，看向陈雅娟，眼神里闪过一丝厉色，带着明显的不满和质问。陈雅娟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颤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放下手机，目光扫过台下的每一个人，语气平静却坚定：“这些数字可能不华丽，也不能用来装点门面，但它们很实在。它们背后，是无数警察在校园门口日复一日的站岗执勤，是无数老师在课后加班加点的安全教育，是无数基层干部走街串巷的排查隐患，更是无数家长提心吊胆后的安心和放心。”
“我不反对教育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林雪继续说道，“恰恰相反，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思考的前提，是拥有事实，拥有真相，拥有不被扭曲的信息。如果我们在孩子心中，先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告诉他们‘穿制服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权威都值得质疑’，那么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他们该向谁求助？当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维护公义时，他们会不会先犹豫，先问那三个问题，而错过最佳的时机？”
她的目光最终落在李建平身上，语气带着一丝询问，却又不容回避：“李秘书长，您今天来凌源指导工作，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但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倡导的‘独立思考’教育中，有没有一个环节是教孩子们感谢——感谢那些为他们扫清黑暗的人，感谢那些用汗水甚至生命守护他们平安长大的人，感谢那些为他们创造了安稳环境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独立思考’，是不是有些片面，有些冰冷？”
她的出现打破了沉默，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她。李建平也坐直了身体，眼神警惕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刚才几位家长的发言，我都听到了。”林雪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了报告厅的每个角落，没有丝毫的修饰，却带着一种莫名的力量，“我不是教育专家，不懂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也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精英教育’。但我是凌源的县委书记，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凌源人，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实在在的数字。”
她举起手中的手机，屏幕朝向观众，上面是一张统计表格：“三年前，凌源校园周边的暴力案件每年有近百起，学生被抢劫、被欺负的事情时有发生；现在，这个数字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去年全年只有四起，而且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处理。三年前，学生和家长对校园安全的满意度只有百分之六十二，很多家长每天都要亲自接送孩子，生怕出意外；现在，这个满意度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自己上下学，家长也能安心工作。还有，针对青少年的诈骗案件，三年来，我们的民警和老师联手，成功阻止了三百七十七起，为家长挽回经济损失八百多万元。”
第120集：光云永驻（最终章） (第2/3页)
意识地看了一眼手中的流程表——上面没有家长主动发言的环节。
陈雅娟坐在**台一侧，脸上的笑容有瞬间的凝固，但很快又恢复了得体的模样，对着李晓梅做了个“请说”的手势：“那位家长，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分享。”
工作人员连忙递来一个无线话筒。李晓梅接过话筒，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但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很稳：“我叫李晓梅，我的孩子在这所学校读二年级。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很受启发，也很认同大家说的，教育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生活在凌源的老百姓，我想说说我最真实的想法，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必须说出来。”
“三年前，我父亲因为不肯给赵天霸交保护费，被他的手下打得躺进医院，腿断了两根，砖厂也被他们砸了个稀巴烂。”郑国强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带着一种历经苦难后的沉重，“那时候，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人敢管。是警察，是雷局长带着人，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混混抓起来，还了我们一个公道；是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救助，帮我们重新把砖厂开了起来。现在我能坐在这里，我的孩子能安安心心在这所学校读书，不用害怕被人欺负，不用担心明天会无家可归，是因为有人用命把那片黑天捅破了，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他的目光扫过台上的嘉宾，语气带着一丝质问：“各位专家说的‘独立思考’、‘质疑精神’，我听着都很好，也很向往。但我想问问：如果三年前，凌源的警察都忙着教孩子‘质疑权力’，谁来抓赵天霸？谁来保护我们这些老百姓？如果那时候，老百姓都学会了‘不盲从’，都害怕被报复而不敢站出来作证，那赵天霸这样的恶人是不是至今还在逍遥法外，继续欺负我们？”
他的话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扔进了精心装饰的池塘，激起了层层涟漪。台下的家长们纷纷点头，掌声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响了起来，虽然不算热烈，但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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