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这道詔书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確立了道教在政治上的优先地位，儒家次之，佛教则位列最后。

其根本目的，在於神化李氏皇权，將君权与道教始祖直接关联，赋予其“君权神授”的色彩，使其超越寻常帝王，更具神圣性与不可挑战性。

当今陛下李世民，对此国策的推行更为深入和系统。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再次以强力行政手段重申和强化了这一顺序。

这个选择並非临时起意，而是深深植根於大唐立国以来的基本国策，以及当前政治现实的需要。

李逸尘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是眼中闪过一丝瞭然。

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这个选择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其三，通过抬高道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

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影响国家赋税和兵源。

前朝过度崇佛带来的弊病，李世民深以为戒。

其四，儒家思想毕竟是维繫社会秩序、规范君臣父子关係的根本，不可或缺，故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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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提升教化之功，开启民智的千载良机！”

他话音洪亮，显示出內心强烈的衝动与期待。

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他作为储君，可以切实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其影响力將远超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

“学生已思虑过。首要，当为我大唐皇室尊崇之根本，《道德经》及其权威註疏，必须位列第一。”

“其次，乃孔子所定，维繫人伦纲常之《五经》——《诗》、《书》、

《礼》、《易》、《春秋》，以及必要之传、注。”

詔书中明確写道：“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號，宜在佛先。”

此举不仅是对高祖政策的继承，更是李世民基於自身统治需求的巩固。

李世民大力推行此策，原因有多重。

首要者，仍是延续並强化李氏与老子血脉相连的政治敘事，巩固皇权神圣性。

其次，道教思想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与贞观初期安抚百姓、恢復生產的国策有相合之处。

李逸尘面色平静如常，並未因太子的激动而有所波动。

他微微頷首，表示认可这个方向，隨即开口，声音平稳而清晰，切入具体执行层面。

“殿下有此远见，臣深以为然。”

“然则，书籍种类浩如烟海，印製需分先后缓急，资源亦需集中使用。”

“敢问殿下，首批欲印製何种典籍，以何为先，以何为次？”

“再次，关乎治国选材之《论语》、《孝经》，此乃士子必读，百姓亦需知晓其大义。”

“最后，佛教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心经》等流传甚广者，亦需择要刊印，以示朝廷对佛法之尊重。”

他一口气將道、儒、佛三家的核心经典都点了出来，顺序清晰，主次分明。

他宣称自己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子孙，以此爭取门阀士族和民间信仰的支持，为夺取天下提供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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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八年，高祖皇帝正式下詔，明確规定三教次序。

太子这个决定，绝非单纯出於个人喜好或简单的文化推广。

其根源，在於自高祖李渊皇帝时期便定下的国家意识形態序列，即“先道，次儒，末佛”的基本国策。

高祖皇帝李渊在晋阳起兵时，便充分利用了“老子李耳后裔”的身份。

第232章 谁就掌握了……‘舆论阵地’。 (第1/3页)

李承乾手中紧握著那片新纸样本，指腹反覆感受著其平滑坚韧的质地，眼中的兴奋光芒愈发炽盛。

他抬头看向李逸尘，语气斩钉截铁，带著不容置疑的决断。

“先生！此纸既成，成本大降，產量可增，当下第一步，便是要动用所有能调集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印製书籍！”

他的问题直接而关键，將李承乾从宏大的愿景拉回到具体的选择上。

李承乾闻言，几乎没有丝毫迟疑，显然胸中已有定见。

他向前迈出一步，站定在李逸尘面前，屈指数来，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带著明確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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