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剧痛——刀尖划开化脓的伤口，挤出脓液。林征全身肌肉绷紧，牙齿深深陷进布里。

然后是火辣——白酒倒在伤口上。

最后是冰凉——草药敷上，用新绷带包扎。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老郑的手很稳，动作很快，像一个熟练的战地医生。

老郑在摸什么东西。

然后是划火柴的声音。

很轻，很小心。

“水够喝七天。”老郑指着水桶，“干粮省着吃，能撑十天。蜡烛五根，非必要不点。”

他顿了顿，环视黑暗中的人影：

“从今天起，每天只吃一顿。上午十点，我会分食物。大小便都在桶里，每天半夜我处理。有意见吗？”

没人说话。

“那好。”老郑吹灭火柴，“现在，保持安静。听外面的声音。”

还有……日语喊叫声，军靴踏地的声音，狗吠声。

南京城在燃烧。

在流血。

在死亡。

而他们躲在地下，像老鼠，像蟑螂，像所有见不得光的生物。

“妈妈……我饿……”

小女孩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嘘——”母亲立刻捂住她的嘴。

但已经晚了。

地下室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给她吃。”老郑说。

黑暗中，有人窸窸窣窣地摸索，然后是小口咀嚼的声音。

很轻，很克制。

像是在偷吃。

“都吃吧。”老郑又说，“今天是第一天，吃饱点。明天开始减量。”

这一次，没有人犹豫。

林征也摸到一块干饼，硬得像石头，就着水，小口小口地啃。

饼很糙，刮得喉咙疼。

但他吃得很认真。

因为每一口，都是活下去的机会。

吃完后，黑暗重新变得沉默。

只有呼吸声，和外面永不停歇的死亡之声。

第二天：数字

“三十七个。”

中年男人——他叫李有田，是个木匠——在黑暗中突然开口。

“什么？”老郑问。

“从昨天上午到现在，我数到的枪声。”李有田的声音很平静，“零散的，不算连发。平均一小时三到四枪。”

“那意味着什么？”年轻女人问。她叫陈秀娥，是隔壁布店老板的女儿，全家都死了，只有她躲进棺材铺后院。

“意味着……”李有田顿了顿，“意味着这条街上，至少死了三十七个人。”

所有人都沉默了。

一街之隔。

三十七条人命。

可能包括他们的邻居，他们的熟人，他们昨天早上还打过招呼的人。

而现在，都死了。

“不止。”老张——那个六十多岁的老裁缝——开口，“我听见女人的尖叫，九次。每次都很快停止。”

九次。

九个女人。

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

“我听见孩子的哭声，三次。”老郑说，“都很快就没声了。”

三次。

三个孩子。

可能和小女孩差不多大。

林征感到胃里一阵翻涌。

他想吐，但忍住了。

因为吐出来，就浪费了食物。

“别数了。”陈秀娥的声音带着哭腔，“别数了……我受不了……”

“必须数。”老郑说，“必须记住。如果我们活下来，要把这些数字告诉别人。要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死了呢？”李有田问。

“那这些数字，就和我们一起烂在地下。”老郑说，“但至少，我们数过。我们记得。”

数过。

记得。

这就是他们在黑暗里唯一能做的事。

林征也开始数。

他数枪声。

数惨叫。

数火焰燃烧的时间。

数每一次狗吠后，必然跟着的日语喊叫和……有时是狂笑，有时是哭喊。

他数到麻木。

数到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声音，哪些是幻听。

数到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数字——三十八？三十九？还是四十？

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还活着。

还在呼吸。

还在数。

这就够了。

第三天：名字

“我叫张小妹。”

小女孩在黑暗中突然说。

她七岁，声音稚嫩，带着一点点南京口音。

“我爹叫张富贵，是拉洋车的。我娘叫王翠花，在纱厂做工。我们家住在中华门西街三十六号。”

她说得很慢，很清晰。

像是在背诵。

“小妹……”母亲想阻止她。

“让她说。”老郑说。

“我们家门口有棵槐树，夏天开白花，很香。我爹每天拉车回来，都会在树下歇脚，喝一碗凉茶。我娘晚上做针线活，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黄黄的，暖暖的。”

小女孩继续说：

“我喜欢吃李记的桂花糕，甜甜的，软软的。隔壁王爷爷会吹笛子，傍晚的时候吹，声音很好听。对面陈奶奶养了一只大黄猫，胖乎乎的，我经常逗它玩。”

她一个个说下去：

李记糕饼店的老板，爱笑，脸上有麻子。

王爷爷的儿子在北平读书，每年过年才回来。

陈奶奶的儿子当兵去了，三年没消息。

街口卖糖葫芦的老刘，嗓门很大，一吆喝整条街都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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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是有味道的。

林征——周水生——在黑暗中醒来时，第一个确认这件事。不是纯粹的黑，而是混杂着米仓陈年谷物霉味、血腥、汗臭和地下潮湿泥土气息的、粘稠得化不开的黑暗。眼睛睁着和闭着没有区别，只有听觉和嗅觉变得异常敏锐。

他听见身边有呼吸声。

“嗯。”林征轻声回应。

“伤口化脓了。”

不是问句，是陈述。

“谢谢。”林征吐出布，声音在颤抖。

“不用谢。”老郑重新靠回米袋，“能活下来再说谢谢。”

火柴再次划亮。

这次不是为了处理伤口，而是为了清点物资。

地下室很小，不到十平米。三面是墙，一面堆着米袋，大约二十袋。角落里放着两个木桶，一个装水，一个当马桶。水桶边有几件东西：半袋干饼，一坛咸菜，一罐猪油，还有几根蜡烛。

五个人的呼吸，深浅不一。

最轻的是那个小女孩，偶尔在梦里抽泣，立刻被母亲捂住嘴。最重的是老郑，带着枪伤的老人，每一次呼吸都像拉扯风箱，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林征试着动左腿。

疼痛像电流般窜遍全身，他咬住嘴唇才没叫出来。伤口在发烫，是感染的前兆。他摸到昨天老郑给他包扎的布条，已经湿透了——不是血，是脓。

必须换药。

黑暗重新降临。

这一次，他们清晰地听见了：

枪声，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过。

惨叫，有时候近得仿佛就在隔壁。

火焰燃烧的噼啪声，空气中飘来焦糊味。

“您怎么……”

“闻出来的。”老郑说，“我处理过太多伤口，化脓的味道忘不了。”

悉悉索索的声音。

火柴熄灭。

黑暗中，林征感觉到老郑的手按在他的腿上，然后是冰冷的刀锋。

“咬着。”一块破布塞进他嘴里。

一簇微弱的火光亮起，照亮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摊开——里面是几样简陋的医疗用品：半卷绷带，一小瓶白酒，一把生锈的小刀，几片干枯的草药。

“会疼。”老郑说。

“我知道。”

第二章 地下的七日 (第1/3页)

1937年12月14日—12月20日，南京城南米店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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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沉默

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醒了？”

老郑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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