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就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顾玉蕊是蕉园诗社的灵魂人物。她的诗才，在社中不是最出众的——林以宁比她清丽，柴静仪比她绵邈——可她的组织能力，没有人能比。是她把那些散落在杭州城里各个角落的才女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一个一个地请到蕉园里来。她写信给林以宁，信中说：“亚清，你来吧。蕉园里的蕉花开了，我一个人看，没意思。”林以宁来了。她写信给柴静仪，信中说：“季娴，你来吧。蕉园里的竹笋冒出来了，我一个人吃，没味道。”柴静仪来了。她写信给钱凤纶，信中说：“某，你来吧。蕉园里的雨声最好听，我一个人听，听不出滋味。”钱凤纶来了。她们都来了。九个人，坐在蕉园里，像九朵花，开在西湖边。那一年，杭州城里的人都说：“顾家的媳妇，不简单。她把半个杭州城的才女都请来了。”

顾玉蕊在《蕉园雅集》中写道：“水榭风廊竹里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诗成不用纱笼护，自有清光满酒樽。”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顾玉蕊在《蕉园词》中写过一首《金缕曲》，是送给林以宁的。词里有一句：“同是扫眉人，蕉园旧雨，几度联吟。”同是扫眉人——她们都是女子，都是被这个时代要求“扫眉”的女子。可她们不甘心只扫眉，她们还要写诗，还要结社，还要在西湖边的蕉园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她不怕被人笑话，不怕被人骂“不守妇道”，不怕被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知道，那些笑话她的人，骂她的人，说她的人，一辈子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而她能。林以宁能。柴静仪能。她们都能。

她有一首《寄林亚清》中写道：“梅雪清姿不可攀，蕉园旧雨忆潺潺。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西湖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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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秋声馆：顾玉蕊与蕉园诗事 (第2/3页)

。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不懂，也不想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蕉声会一直响着，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

她在《蕉园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后，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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