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聚众五千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背心皆书佛字”，周子旺称周王，立年号。起义失败，周子旺牺牲，彭莹玉逃亡淮西。到了至正初年，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曾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有人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这些农民。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是揭起起义的旗帜，这就是元朝末年著名的红巾军大起义。

当天下太平之时，方国珍兄弟带头骚乱海上，元朝惮于用兵，一意进行招抚。只有都事刘基认为方国珍是首逆，而且屡降屡叛，不可饶恕，但朝议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方国珍授官之后，据有庆元、温、台之地，更加强大，不可控制。方国珍开始起义时，元朝发出空名宣诏数十道，招募人们去进攻，许多海滨壮士响应招募，并为此立功，可是负责此事的官员接受方国珍的重贿，总是不给这些人应有的赏赐，有一家为此死去几个人，却得不到官职。但对方国珍之徒，却一再招抚，都升为大官。因为这样，百姓都羡慕当强盗，跟随方国珍的人日益增多。元朝失去江、淮后，只得凭借方国珍的船只使海运畅通，便又以官爵笼络他，这样海运就会无事。有一个名叫张子善的人，喜爱纵横之术，曾劝说方国珍率军溯江而上，窥视江东，北夺青、徐、辽海。方国珍回答说：“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志向。”然后谢之离去。可以这么说，比起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方国珍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朱元璋攻取婺州后，派主簿蔡元刚出使庆元。方国珍与其下属商量道：“江左号令严明，恐怕不能与他对抗。况且与我为敌的，西有吴，南有闽。不如暂且表示顺从，借此作为声援以观其变。”下属觉得他说的在理。于是，方国珍派使者给朱元璋送信，并奉献黄金五十斤，白金五十斤，有花纹的丝织品一百匹。朱元璋又派镇抚孙养浩回访他。方国珍请求进献温、台、庆元三郡，并派次子方关作为人质。朱元璋没接受人质，而且给予厚赐，将他送回。又派博士夏煜前去，拜方国珍为福建省平章事，其弟方国瑛为参知政事，方国珉为枢密分院佥事。方国珍名义上奉献三郡，实则心存二心，待夏煜到后，他诈称有病，自言年老不能称职，只接受平章印章及诰命。朱元璋觉察到这种情况，便写信告诫方国珍说：“我开始认为你是识时务的豪杰，这才命你专制一方。你却居心叵测，想探听我的虚实便派你儿子来，想推却所封官爵则自称年老有病。历来聪明者可转败为功，贤能者可因祸得福，你好好想想吧。”当时方国珍年年修造海船，为元朝漕运张士诚的十多万石粟到京城，元朝因此多次提升方国珍，直到命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分管庆元，方国珍也受之如故；而对朱元璋却以甜言蜜语，方国珍却加以谢绝，表示绝无攀附之意，收到朱元璋的信后，他竟然看都不看就扔了。朱元璋又写信劝说道：“福基于至诚之心，祸生于反复无常，隗嚣、公孙述两人就可作为前车之鉴。大军一出，就不再是用空话可以解救的了。”方国珍技穷了，又装出一副惊慌害怕的样子来谢罪，并进献一匹鞍上饰有黄金宝物的马，朱元璋又没有接受。不久，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来降朱元璋，方国珍的堂侄方明善当时驻守温州，便派兵争夺平阳，朱元璋派参军胡深将方明善击败，然后攻下瑞安，进兵温州。方国珍这时才害怕了，请求每年供给朱军白金三万两，待朱元璋攻下杭州时，马上纳土前来归附，朱元璋这才下诏令胡深班师返回。

吴王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克杭州后，方国珍据境自如，派间谍借向朱元璋进献之名，侦察对方力量，又屡次通好于扩廓帖木儿及陈友谅，企图互为掎角。朱元璋获悉之后大怒，派人送去书信，历数他的十二条罪状，又索取军粮二十万石。方国珍为此召集部属商议，郎中张本仁、左丞刘庸等都认为不能顺从。唯有一个名叫丘楠的独自争辩道“：你们所言都不是方公之福啊。只有明智可以解决事情，只有讲信用可以守住疆土，只有有理有利才可以用兵。公经营浙东十多年了，可总是迁延不决，犹豫再四，计不早定，这不可以说是明智。既然答应朱元璋投降，却又违背他，这不可以说是有信用。朱元璋派军征战，有他的理由，因为我们确实有负于他，这不可以说是有理。你扶服请命，幸运的话他还会将你看作是吴越国的钱俶啊。”方国珍不听丘楠的劝告，只是日夜运送珍宝，修造船只，为避走海上做准备。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同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

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红巾军的群众基础基本上都是贫苦的农民。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发生的，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他们作为元末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元斗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方国珍身材高大，面色黝黑，体白如瓠，力赛奔马。世代以行船海上贩盐为业，兄弟五人，以此为生。

吴王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已攻克平江，命参政朱亮祖进攻台州，方国瑛迎战，战败逃走。朱亮祖又攻克温州。征南将军汤和率大军长驱直入抵达庆元，方国珍率部逃亡入海，又被追兵在盘屿打败，其部将相继投降。汤和多次派人向方国珍说明顺从与抗拒的不同后果，方国珍这才派儿子奉表乞降，说道：“臣听说天无所不盖，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对人无所不容。臣长期以来蒙受主上的宽待之恩，不敢做出自绝于天地的事，因此一陈愚衷。臣本是庸才一个，遇上这多事之秋，起兵于海岛，没有父兄之力相助，又没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当主上率军浩浩荡荡到达婺州时，愚臣马上派儿子前去侍奉，就已经知道主上会有今天，我将依日月之余光，望雨露之余润。而主上推诚布公，派我驻守乡郡，就像以前吴越一样。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枝节。只因堂侄性情暴躁，偷偷挑起衅端，烦劳问罪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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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铁骨忠魂（2） (第1/3页)

白莲教的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一批批的能人志士竞相揭竿而起来反对元朝的统治，那么元朝末年的社会到底有多黑暗呢？

话说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元末农民起义军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的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不仅如此，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农民为大地主的财势所逼，这让农民为争取自由平等之生存条件的权利急转直下。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这也是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一个原因。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年，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和管制十分恶劣。加上当时灾害多，民不聊生。陶宗仪辑有浙东民谣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台州也有“洋屿青，出海精”的谣谚，“洋屿”，就是洋屿山；“海精”指方国珍。

元至正八年（1348年），有一个名叫蔡乱头的人，在海上打劫财物，官府派兵追捕他。方国珍的仇家便告发他通寇，方国珍杀死仇家，与其兄方国璋、其弟方国瑛、方国珉逃亡海上，聚集数千人，抢劫过往船只，阻塞海路。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军征讨，兵败，被方国珍所捉。方国珍迫使其请命于元朝，授他为定海尉。不久方国珍起义，进攻温州。方国珍首义反元，比刘福通、徐寿辉等起义早两三年，比郭子兴（后来朱元璋加入）起义早四年。

当时元朝以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督军前往征讨，不幸兵败被捉。元朝只得派大司农达识帖睦迩再次招降了他。不久，汝、颍之地兵起，元朝招募水师防守长江，方国珍心中疑惧，重新反叛，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逃亡入海。后来台州官吏派人潜至京城，贿赂朝中权贵，允许他投降，授为徽州路治中，方国珍嫌官阶不够，拒不听命，率军攻陷台州，焚烧苏之太仓。元朝又以海道漕运万户之职招降他，方国珍这才投降，并接受这一官职。不久进升行省参政，派兵进攻张士诚。张士诚派遣将领在昆山抵御，方国珍七战七捷，直到张士诚也投降，方国珍才停战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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