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真定之战，副帅李坚、宁忠被俘，耿炳文为朱棣大败之后，建文帝派李景隆接替其统帅之位，任命平安、瞿能为先锋。

平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养子，朱棣的干兄弟，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平安的父亲平定是北平都指挥使，平安在平定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并且平安早年随朱棣镇守北平，与其出生入死，深谙朱棣的用兵之道。当朱棣从北平出兵攻打大同的时候，平安屡次提醒李景隆提防朱棣耍诈，李景隆为人比较善妒，认为平安此时出言劝阻居心叵测，是在趁机抢夺自己的兵权，对平安的建议不予采纳，并用一句“你是大将军，还是我是大将军？”怼了回去，面对李景隆的刚愎自用，平安也是没有办法，只得由着他带领成千上万苦命将士的身家性命胡作非为。

而大将瞿能则对此时出兵伐燕比较赞成，因而受到李景隆的重用。瞿能的父亲瞿通是四川都指挥指，瞿通阵亡后瞿能袭官，成为新一任都指挥使，与当地的布政使，按察使关系容洽，将四川地区治理的井井有条，可见瞿能的公关能力还是比较厉害的，然而提到瞿能，最厉害的还是他审时度势的能力。洪武末年，朱元璋大杀功臣，受到蓝玉谋反案的牵连，瞿能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因为瞿能跟蓝玉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然而瞿能审时度势，当即投靠蜀王朱穗，请他为自己自己说情，然后瞿能居然在那场株连案中幸存了下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作为洪武遗珠，经历了洪武末年屠杀将领的大风大浪，瞿能的这点政治觉悟还是有的，他知道现在毕竟还是李景隆掌印，不能当面忤逆他的建议，但是背后可以，所以瞿能打算搞阳奉阴违，先稳住李景隆的错误路线，表示奉承，然后再趁机拔乱反正，曲线救军。

瞿能建议李景隆进军紫荆关(河北保定)，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将大同的燕军和北平的燕军切断，使其首尾不能相接。李景隆好大喜功，对瞿能的建议深表赞同，认为他为自己指明了一条建功立业，洗刷前耻的正确道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荣华富贵，一定不能忘记了瞿能的大恩大德，可是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朱棣的燕军兵临大同以后，佯装掩杀了一阵以后，马上撤退，回了居庸关(北京延庆)，因为朱棣料到，自己远道伐代，南军必然会派兵来截其归路，所以等李景隆风尘仆仆地赶到保定的时候，朱棣早就速战速决地逃回了北平，而李景隆则是连燕军的一根头发都没看到，只得无功而返，班师回德州军营。

毕竟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方的士兵可经不起这样的瞎折腾，冻死饿死无数，等回到营中清点人数，死伤竟愈万人。李景隆不思悔改，尽然厚颜无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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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大同之战 (第2/3页)

0年，旧历龙年，一个本该生龙活虎的季节，却由于朱棣的靖难之战，蒙上了一层灰暗的味道。朱允炆虽然对目前的战况不容乐观，但再危险的情报也掩盖不了他的一颗勤奋好学的心，正月初四，朱允炆对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表示了崇高的尊敬和由衷的祭奠。

朱允炆如此地尊敬孔子，表面上看有他营造一副宅心仁厚的正面形象的苦心孤诣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更深层次地来说，也反应了他对自己获得执政权的反哺与感恩。朱允炆作为皇长孙登基的执政基础来源于儒家的谪长子制，为了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加牢固，朱允炆必须不断强化儒家的威信和正统地位，而事实上，在历史的先河中，以长孙继承皇位的先例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无形中削弱了朱允炆作为当朝统治者的气场，让人觉得他的这次升官晋爵有些来路不正。为了换取正统的身份，朱允炆大肆炒作儒家学说，同时他大肆启用儒教官员比如齐泰、黄子澄等应该也是这个道理。然而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尽信书倒不如无书，比如朱棣就不相信儒家。根据儒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言论对公民伦理纲常的限定，朱棣恶意挑起靖难之役属于有不臣之心，这与儒家的行为规范是相违背的，在儒家司法体系里面这种行为是禁止出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建文元年六月，当朱允炆给朱棣下逮捕令的时候，朱棣早就应该拔剑而起畏罪自尽了，然而不知道是朱允炆太单纯，还是朱棣太狡猾，对于朱允炆的照本宣科，朱棣并没有按儒家的经典套路出牌，而是选择了揭竿而起，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靖难之战，由此可见，朱棣其实并不太相信儒学。那么朱棣难道就没有信仰吗？其实他也是有信仰的，他比较相信实力，因此他一直在暗地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拥有实力的人才有话语权，因此这才是他敢于拥兵自重的基础，比较起儒家强调的正统血缘关系，朱棣所秉承的这种想法显然更加的惊世骇俗，更加的拜金主义，当然作为朱炆文看来，朱棣的这种想法也更加的反动，更加的无情，更加的六亲不认。

二月二十，燕兵进攻到大同的时候，李景隆感到非常害怕。自德州赴援，燕兵还北平。保定知府雒佥叛降燕。南军死伤上万人，这就是建文二年的大同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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