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而论，应立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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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变化（6） (第2/3页)

态度，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开放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只有打开国门，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积极扩大同世界的交往，才能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加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历史趋势的角度看，如果说开放的过程是全球化，那么改革的过程就是多元化。邓小平同志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破除各种束缚生产力的障碍，首先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推翻某种社会制度或某个政权为目的的革命。但改革是要通过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深刻程度和深远影响，又相当于一次革命。

事实证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一成功，可以归结为以努力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拉动国内改革。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上看，开放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释放了国内长期闲置的低级和低流动性生产要素，又为高级和高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增强了开放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与开放平行推进这种“双轮驱动”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

二、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内涵要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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