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层面是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是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的关系。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打交道，这个也是政商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下，国有资本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的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所以这种特殊的财产跟私人财产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敏感，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变成所谓的侵吞国有资产。但反过来，假使民营资本被国有资本侵占了，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你也不大容易去起诉他。所以，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关系。

“离不开，靠不住”

民营企业跟体制的关系，拿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有两个参照的对象可以帮助思考。一个是跟美国来比，一个是跟台湾地区来比。台湾地区的人均GDP现在大约1500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50000美元，中国大陆现在的平均水平还不到3000美元，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自的政商关系（跟政府体制的关系）是有不同的。

从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比较，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的财产架构关系不同、政权组织关系不同，各自的政商关系表现得非常不一样。在美国实际上应叫做商政关系，商在前政在后，是商人利益集团主导政府的游戏规则；中国是政商关系，政在前商在后，是政府主导着我们的市场交易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在美国，商人集团通过法律规定，比如说怎么捐款、怎么游说、怎么选举这样的一套游戏规则，来保证商人集团能够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到政府对于商人乃至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在中国是政府通过研究制定一系列政策，然后来要求企业依照政策实行。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商人是不介入的，最多是来听一听你的意见，商人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不强。有人开玩笑说，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怎么理解呢？在大陆经商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想离你也离不开；你又不能完全靠政策养着来发展，想靠你也靠不住。政府在这一领域里跟商人之间打交道，你可以发出意见的声音，但是表达的前提是愉悦的，服从的，快乐的，偶尔夹带出一些娇嗔（所谓建议和意见）的，因为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但你不应该因抵触而变成高声呐喊，这是中美非常不同的地方。

台湾地区就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层面，企业跟政府完全捆绑在一起，关系混乱，也呐喊，也抓破脸吵架，什么声音都有。在这个层面，企业怎么影响政府呢？又没有“献金法”。所谓“献金法”指的是政治献金，就是企业向政府输送金钱的游戏规则。关于这一点，美国是有法律的，台湾没有法律。但是台湾要选举就得要钱，于是，企业又不断地把钱输送给政治家。政治家要回馈金主，回馈（报）的方式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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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政商关系 1 (第1/3页)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

政商关系是民营企业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作为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你必须经常想着这事。这里所说的政商关系，实际上是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企业与我们所在的体制环境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房地产，“90/70”这个政策（指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要占总建筑面积的70%以上）一出台，我们就面临跟它的关系，它是政府的政策，有强制性，不能不应对；还有，比如规划的法律，建设的法律，税收的法律，以及许多政府部门的审批制度和规范要求，这是政商关系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也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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