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思的是，拉里曾经提出来：你告诉我，你们怎么批？你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还要批呢？我们说，中国境外投资全要批。他说：好，那就画个你们审批的路线图给我。后来，我们画了半天，最后都没敢给他，因为太复杂了，光是画个简单的，都十几道程序，怕他弄不懂。

这个“中国中心”的项目，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审批的时间进程。实际上从我们商业条款签完时的一月份，到最后七月份，人家给了我们半年时间。我们半年时间都花在项目的报批和信用证的审批上，时间全耗掉了。这是万通有可能取得超级成功的一个项目，就差了这七天啊，好可惜。因为我两边跑，对比两边的政商关系，我就觉得咱们企业忒没地位了。到哪儿都求人，政府各部门，不管懂不懂得，其实大部分不懂，却都要过问，非说你这不能挣钱，那不能挣钱的。这事其实是个商业决定，退一万步说，股东都愿意赔钱，那还拦什么？如果说股东认为会赔钱，公司就不会做这个事了。至少我们董事会、股东会都商量过，都认为会赚钱，有关部门却还是迟迟批不下来。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两个体制背景下，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完全是不同的。

虞洽卿与辜振甫

政治家跟企业家的关系，在东方社会，例如大陆和台湾，同欧美相比也有很大不同。这100年以来，政商关系做得成功的有几个人，在这里我就讲讲他们的故事。

1949年以前是虞洽卿，他是宁波人，小时候很苦，然后到上海在油漆行做学徒。他很聪明，逐步成长起来，成为经理。后来，最重要的是他去了荷兰银行。现在你们去上海外滩看，那儿仍然有栋楼，是荷兰银行。他当那个地方的总经理。从一个学徒，到去荷兰银行做买办，这很了不起。在商业鼎盛的时候，他又从荷兰银行出来，自己创办企业，做运输和一些其他的贸易。办了这个企业以后，他当时在上海滩上成为炙手可热、非常发达的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企业由于太红火，以至于有一条街道就改成了他的名字。同时，他还是宁波甬商在上海商会的会长。今天这个会长是郭广昌。

就在这时，他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蒋介石在日本学军事的时候，认识了浙江的一个同乡，就是张静江，然后还有陈其美这批人；他学完军事以后，有一阵在上海，又通过这些人，认识了同是宁波老乡的虞洽卿。他还在虞洽卿家住过一个多月。蒋介石在虞洽卿家住的时候，闲来无事，虞洽卿便介绍他到交易所，所谓蒋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说法，就是指的这一段。这期间，蒋又认识了杜月笙、黄金荣，他们都是一帮码头上的人。

虞洽卿就因为这样一个机缘，和蒋介石、浙江财团，以及上海滩上的黄金荣、杜月笙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以及北伐，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北伐军打到九江的时候，虞洽卿就坐不住了，他心里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农工，那我怎么办？于是他赶到九江行营，见到蒋介石以后，就问了蒋两个问

第23章 政商关系 2 (第2/3页)

前来的；如果警察局做不到，不算我违约吧？只有是我们请“”来这个地方站着才能算我们违约，否则治安这事儿应该归警察管。

可是在国内，这件事情有好多部门要批。天津要批，北京要批，我们注册在怀柔，批准境外投资需要从怀柔开始批起。

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能批完的时间，我们只能拼命去讲，去推动。今天这个项目的租金是我们当时要签约时的一倍了，这件事如果当时做成了，我们今天就赚发了。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当时的商业眼光和商业的创造性，可这也是我自做生意到现在最为我的智慧感到惋惜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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