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走是需要机缘的。柯云路当时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跟他干。我跟他说我想自己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他们拿着老谢的钱,准备在海南办一个公司。为了要走,我就开始装病请假。离开北京那天也颇有戏剧性:订好飞机票后,我让太太花70块钱买了一个个体户常用的密码箱,正准备离开住处,老牟派人抱了个大西瓜来探望,因为我已经几天没去公司,请假说自己病了。我赶紧上床盖上被子装病,听来人寒暄着“天气热多注意身体”什么的,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心急如焚,担心再不走赶不上飞机了。那人终于离开了,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火速往飞机场赶。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儿。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
他从机场出来,我叫了一声“牟总”,他头一扬不理我。我跟着一直走,到了琼苑宾馆进了房间,他顺手把门关上了。我让他手底下的人进去说合,还是想再解释一下,回话还是不见。我心想算了,吃了两块西瓜就走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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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企业家(下):牟其中 1 (第2/3页)
过这阵势呵。我拿报纸包起那堆带子,带回了北京。老牟复原了盒带,又复制了很多份送给有关部门,证明了南德的立场。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来设想的是“世界”,我给改成“视界”的),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还真有点儿纵横捭阖的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了。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还有一些体改所的人,结果,在南德里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到中央党校和青年公寓(有几年我借住在张维迎的房子里)商讨,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说得调侃一点儿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吧。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门头沟)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干脆放弃了。我们又开始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争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儿,我们认为实行“兵谏”只能更糟。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路,从头折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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