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来看锦衣卫，性质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说明其特务机构性质。汉武帝时的诏狱，仍是由朝官办案，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维护皇权，铲除之心过关切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类酷政不可以为长，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于是下令大削锦衣卫的权力。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借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经杀光、大伤元气的特殊机遇，起兵夺了明太祖嫡孙建文帝的帝位，是为明成祖，为了压制臣民对他的不满，不免要对忠于建文帝的臣民大开杀戮，这却又需要特务机构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锦衣卫所有权力得以恢复并有所加强，如袁彬官至特授勋上柱国、左军都督、升授光禄大夫，是最显赫的指挥使。明初两代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锦衣卫直至李自成起事灭明后，才可说是正式结束长达262年的历史。

523章：锦衣卫 (第3/3页)

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的酷政性质。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来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既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也出过马顺，纪纲一类的走狗，酷吏。既有过对万历中日战争中出色的情报战，及其对蒙古贵族策反等表现，也有过依附东厂，妄杀忠臣的卑劣行径。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皇帝监视臣民，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阶层的不轨行为和预防可能的叛乱，同时负担相当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锦衣卫这样血腥的统治工具，监督士大夫阶层行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有明一代的锦衣卫，基本是文官，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尽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更大的是负面影响。 明代的锦衣卫设立之初，乃是著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确说，近于汉武帝时之诏狱。所谓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多年，将国家拖入了战时体制，多用法家酷吏，严刑峻法，《史记·酷吏列传》等篇说，汉武帝晚年，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不过，在汉代，这类酷政依然只是汉武帝晚年阶段较短时期的现象。了解了诏狱的性质，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设置锦衣卫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太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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