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此桩恶行在建康城中传得沸沸扬扬，不巧落入我耳中。令知府赵晋捕拿，在行宫前公审，召集所有兵丁及建康官员参加，当着几万人的面，将四人押上断头台，说道：“入建康便与市民约法三章，严禁大军扰民。此四人醉酒滋事，视军规如无物，本将军违规必究，如今杀一儆百，台下诸位以警效尤。”

以此事为契机，军队的整训开始进行。建康城外的营房成了我长驻之地，在那里处处都是靶场，从早到晚响起操演声------射箭的，练刀的，实演阵式的，每一名战士在我注视下成了一只只小老虎，每名将军都在比赛，拼命锻造自己的士兵，希望持掌的队伍成为冠军将军麾下最有战斗的部队。

这仅是一方面，记得在七月中旬，有战报从临安传达：元军攻独松关，守关将士听闻元军将至，竟一夜间悉数逃走。只剩一名叫做冯骥的军官单枪匹马杀向元军阵地，奋战至枪断人亡。

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精神起决定作用，王勇对此心领神会，并出色地完成了组建军宣队的工作。他还从放了脚的妇女中挑出几十名胆大有力气的年青姑娘参加，其理由是“行军中光是男儿唱歌跳舞，谁都不爱看，这种法子还得女子方能胜任。”

由了他去发挥，我没时间细究军宣队建设工作，因为尹玉从北洋回来了，带给来极其让人兴奋鼓舞的好东西。

于是与众将探讨，究其原因一因主将先逃；二则那些士兵多为被抓之壮丁。原本就不情愿上前线打仗，见着主将逃跑了，自己哪有不逃的。便是许如义醉酒滋事，出处也在于没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位置上。

民众是水，军队即是浮在水面的舟。没了水的浮力，军队便是搁浅的旱船，行动不起来。“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对于战争的胜负决定作用力量是不可能自行发挥出来的。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动员，人民群众这一力量根源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才能源源不断地注入战争之中，才能使战争的胜利得到根本保证。

建康扩军没有抓壮丁的现象，得益于明教的鼓动，以及我自身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参军百姓心甘情愿自发而起。这样的战士对于一只军队来说，实属极为宝贵的财富，不但战斗力增强，还能避免因出现逃兵影响士气的情况发生。

那以后呢，在战事吃紧，极缺兵源之时，还能有充裕时间来做这些工作么？

我便开始建立军宣队。

第十五章 立地为基 （下） (第3/3页)

坐立不安，一边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城中官绅仕子，一边还要接受她睽睽之视，当真难受之极。

在这难受中，我开始专注于军队建设。因新兵巨增，原先严明的军纪、坚韧的战斗均有所下滑，甚至出现士兵滋事扰民的现象。

莫干山过来一支义军，头领叫许如义，却是个草寇。留建康受训期间，此人自恃有几个钱财，便邀本部三个小头领入青楼嫖妓，哪知玩一趟下来，才发现带去的钞子不够用，于是耍起草寇本色，砸了那家妓馆，反从柜台上掠去诸多银钱。

下令胡应炎挑选军中口舌灵利、能说会道之数百人，组成军宣队交付游骑将军王勇。这位曾经是山贼的将军识文断字，兼得阅历丰富，出任此职最为得当。我则要求他的军宣队负责在行军途中为三军鼓舞士气、排解疲惫、凝聚军心。过往百姓聚集的城镇大邑时，则以“驱逐鞑虏、还我河山”为口号，宣讲民族大义，让百姓了解元军凶残，我军则是为他们抗元来了。鼓动其援钱援粮以解后勤困难、掩护我军行踪。要求他每过一地，便在当地深入开展动员工作，鼓动百姓参与抗元斗争。

攻建康之时，有近两万名市民协从鞑子守城，虽说被迫所至，尚情有可原，但跟随阿刺墨毁城的汉奸，却充分证明人民群众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和认知度是盲然的。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舆论动员，人民群众才能明白自身在战争中的归属，才能将他们主动性发掘出来，使之利用在战争之中。谁能把舆论工作做好，尽早整理出较完整的政治理论，谁便能更快利用这股滔天的力量。

我还告诉王勇：“精神，一切的重点在于精神。没有决死精神的战士杀不了敌人，没有决死精神的大军打不了胜仗，在肉搏当中，不顾一切的精神是胜利的法宝。而军宣队的工作是鼓舞起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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