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这无须再讨论。用袁伟时先生的话的中日近代以来，打了三个半战争，中国因此现代化进程受阻，以至改变了轨迹。日本和中国在遇到西方过来的工业文明时，同时反应，开始现代化，但日本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从甲午之战开始，中国总是处在守势。但这助长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义高涨，企图用军事征服来在亚洲建立日本大帝国，尽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这样走下去的危险，反对军国主义，希望靠商贸立国，但在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军方少壮派杀害。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2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战后，日本战犯受到东京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人类公义已得到伸张，历史已有定论。
今天，日本新一代政治家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不愿认真面对那段历史，中国国民要求他们向西德社会党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访问华沙时向波兰犹太人受难碑一样下跪，忏悔。客观地说，目前双方认知差距较大，日本政界认为已多次道歉，要让日本领袖向勃兰特一样下跪谢罪可能很难。
首先二战后在德国和在日本对战争罪犯和挑起战争的********清算程度不一样。德国不但审判了战犯，而且对纳粹主义、种族主义进行了较彻底的清算，即使如此，仍不能杜绝新纳粹思潮在一定条件的沉渣泛滥。当然他们现在不是主流。
而在亚洲，美国原设想战后和中国结盟，控制日本。战后在讨论对日处理时，当时中国代表曾提出的收回琉球，在对日管制委员会拥有否决权，战争胜利后，美国拒绝苏联要求参加对日占领，却邀请中国在日本住军参加占领。可由于中国国内忙于内战，把整装待发去日本参加占领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新一军调到东北战场打内战，所以中国未参加对日占领。后来，在冷战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国内战乱，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内战中，国民党政权溃败，新政权宣布对苏联‘一边倒‘。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洲确立了依靠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理丧失了主动权。其它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也都因国内内战，或急于独立，都没有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进行系统挖掘搜集，所以造成了对日本战争罪的清算不彻底。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人才想起来让受日军侵害的人提供证词，这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
1950年战胜国与日本签订和约时，中国缺位。日本1951年选择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了和约，后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发表了联合公报。历史问题也有清楚表述。以后，1978年*在东京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双方都认同着眼未来，中日关系朝前看，建立世世代代中日友好关系的目标。那时中国的领导人处理中日关系是基于世界大势和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考虑的。当然，日方也有回应，大平任首相时开始了用赠款和政府低息贷款方式给中国建设提供帮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为中国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急需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款项当然也有一种对二战中对中国损害的补偿的意思。但这些事，多数中国国民并不清楚。中国媒体没有如实地向国民说明日本的这近几百亿美元帮助的具体用途。
其次东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不一样，没有原罪意识和忏悔传统。这一点已有许多人论说过。
目前，在用现有方式多次反对无效之后，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应必须另辟道路。首先要看到，目前，在日本编写新教科书的还属少数右翼，而且使用者也很少。多数日本老人，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清楚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人必须让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多数人知道日本在历史上的罪行。其次不失机会地向日本青年一代介绍这段历史真相。向犹太人一样，不断地追讨，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让世界人民特别是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的人民，让多数日本人，真正知道这段历史。一个美籍华人张如纯女士的《南京大屠杀》在让世界了解日本战争罪行的贡献，远胜于中国上亿网民的口水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拍不出有震撼力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影片，如《辛格勒
是关于中日问题的.大家都来看看 (第1/3页)
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是民间可参与议论的话题，在对日问题上，官方言说和学者论述多少是受到民间舆论的影响的。如前几年马立诚先生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受到很大的压力，以至一些学者对中日关系问题，不太愿意谈。中国人近些年来对日本这种敌对情绪与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较为友好的局面大不一样。这与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关。在89年后，稳定压倒一切，传统********式微，民族主义受到鼓励。日本自然就成了一个合适的对象。有旧仇，日本政界一些领导人又参拜靖神社，，日本政府暗中认同对修改教科书，国内媒体对日中关系的信息披露也不全面，所以，日本成为一个中国民族主义打击的一个合适的对象。按理说，在89年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在西方国家中尚属温和。也从不对中国政府提出什么人权要求，直到博客中国访问日本外务省国际新闻官千叶明，他还说‘从目前安理会的构架上，即可看出日本的当选对贵国是有好处的。比如在人权方面，相比于西方国家，日本更能站在与贵国的态度一样的立场、彼此配合。‘这就是说，日本政府也认为中国人享受比国际准标较低的人权标准是合适的。
一、如何对待历史旧账的问题
近代以来，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这无须再讨论。用袁伟时先生的话的中日近代以来，打了三个半战争，中国因此现代化进程受阻，以至改变了轨迹。日本和中国在遇到西方过来的工业文明时，同时反应，开始现代化，但日本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从甲午之战开始，中国总是处在守势。但这助长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义高涨，企图用军事征服来在亚洲建立日本大帝国，尽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这样走下去的危险，反对军国主义，希望靠商贸立国，但在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军方少壮派杀害。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2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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