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西哈努克访问西北，李双江参加了“文革”以来的首次演出，受到欢迎并得到理解和正确的评价。

1970年，他参加全军兰州片调演，所唱《北京颂歌》和《拉着骆驼送军粮》受到注意。1972年他应邀到北京录音，其中《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党的阳光照耀祖国》、《拉着路驼送军粮》等歌曲在全国流行一时。

1971年李双江调入总政歌舞团，从此，他的艺术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开始。

1973年，李双江录制了《红星照我去战斗》的唱片，发行量达300万张，这个数字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他演唱的中国声乐作品乐于接受，并给予承认的验证。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李双江分别到广西、云南去慰问演出。他深深地为年轻战士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一曲《再见吧，妈妈》和《怀念战友》掀动亿万军民的心潮，成为举国上下家喻户晓老幼皆能唱的时代歌曲。从1979年到1983年，李双江在各种场合共演唱了一千四百多次，每年演出300场以上。

母亲是儿子苦难磨砺的见证，昨天的汗水与艰忍，今天的回报与掌声，她最懂。

他说，面对别人的赞誉，娘对他最亲切的评判“是粗人”，就是土炕、土窝，孩子老婆热炕头，大老粗的意思。李双江每喝一首歌，总要先请母亲鉴赏，他说母亲听懂了，所有百姓都能听懂，所有战士都能唱。母亲不喜欢时，她就说：“土不土，洋不洋的，弄不清。”听了《再见吧，妈妈》，母亲泪流满面地说：“后娘听了都会感动。”

母亲80多岁以后，患上了老年痴呆，李双江只要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母亲说话、拉家常。

“文革”期间李双江和邓朴方在北京同一医院内养伤。26年后在异地狮城重逢。那是1967年，由于分别受到批斗受伤，同在三〇一医院就医时萍水相逢。

邓朴方是在被关押期间，被人从四楼推下，下-半身瘫痪，入院治疗。当时在新疆工作的李双江，则由于是文化人出身，在批斗场上遭人动武，结果腰部挫伤而被送到北京求医。

两名惨遭同样命运的年轻人，在医院内成了挚友。那时李双江26岁，邓朴方则比他小三岁。当时邓朴方的处境相当可怜，没有人来探望他，而且因身体瘫痪，无法走动。天天在修理一个收音机，拆了装。他待人真诚，胸襟坦荡。大大的眼睛望着你，你就对他充满了信任感。李双江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出于同情心，他和邓朴方朝夕相处，还为他端饭，或是把坐在轮椅上的他推出去转一转。由于邓朴方的特殊身份，他被安排在一个只能容纳一个床位的小病房内。实际上，他是一个与其它病人隔离开来的“受看管”病人。李双江则是在与邓朴方相邻的一间多人病房内养伤。在病院相处了三个月后，邓朴方突然被人带走，不知去向。

在医院期间，两人曾经以歌来自娱并娱人。李双江在新疆时，对新疆民歌非常热爱。他经常给邓朴方唱《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情-趣盎然的新疆民歌。这些民歌在当时都被列为禁歌。因此，他们只能轻轻地、偷偷地在病房里唱。除此之外，还有一首他们都很喜欢的歌，就是一首哀伤忧愁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当时，他们每唱一遍，就流泪一次。

在邓朴方突然被人带走后，当时也在医院内疗养的朱德女儿朱敏，最后才对李双江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不怕被牵连？”

如今的李双江从歌坛走上讲坛，告别了鲜花、告别了掌声、告别了让人眼热的“出场费”。有人笑他傻，有人说他要过另一种“瘾”，有人说他“不行了”，已是“昨日黄花”。

其实，李双江很懂自己，也很懂辉煌。从台前到幕后，走进的是大舞台；从唱歌到育人，为的就是让艺术辉煌扎下根，子子孙孙延续下来。

他深知艺术事业要长久接力。一个人再辉煌只能是一个里程碑，碑林一片才能是永远的风景。提到颇有争议的王洛宾，他说那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该忘记的：“王洛宾用对艺术炽热的情感，以他的聪明才智，把沉睡在戈壁滩上千年的动人旋律插上了翅膀，使它飞出国界，在全世界传唱，使西部民族文化被全世界人承认。”他说唱歌是二度创作，不是鹦鹉学舌，不是喊叫，是千方百计调动一切手段去表现歌的主题，是心灵的震颤……

用心灵去震颤心灵，李双江不仅自己唱，还要把方法教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代他去唱。自1994年，李双江从总政歌舞团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担任主任至今，一直致力于培养军队的艺术人才。他更配合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和音乐系的师生们共同创建了“红星音乐坛”。这一改革运用音乐教学过程中的一切重要环节和重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突出了艺术教学舞台的实践性，使其从分散向集中、从个体向群体、从封闭向开放转变。这种“乐坛教学模式”以举办大量的音乐会、公开教学、学术研讨为基本形式，把教学、艺术实践、科研和学术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歌坛、讲坛、论坛集于一体的特点，为此获得了全军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提起教育改革，李双江体会最深。他说唱歌是个体劳动，一对一，有些人搞门户之争，派系之争，人与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互相不买账。音乐是交流的艺术，必须打破8平米琴房的束缚，到田野、到营房、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甘为人梯的他，对红烛更有一番真情。他说要用心头火点燃心头火。只有真挚才有燃烧感，才能唱风是风，唱雨是雨。

现在的李双江，已是桃李满天下。眼下正忙着招生，忙着研究教学改革，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素质，忙着研究如何确立中国军旅声乐学派，忙着牵头撰写解放军音乐史，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旅声乐文献库，忙得不亦乐乎。

李双江老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他的夫人梦鸽，是总政歌舞团青年歌唱家，在全国、全军重大赛事中多次获得大奖。广大观众最熟悉的莫过于她那甜美、温馨、在歌坛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

有心的人，可能还记得十多年前那桩轰动全国的婚姻。

梦鸽1966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沙市，原为市歌舞团演员。1984年，18岁的她只身来到北京，在社会音乐学院学习歌剧演唱，几年下来，已在北京城里小有名气。1988年春节，李双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了一首《中国龙》，梦鸽听了，很受感动，萌发了拜师的想法。梦鸽给李双江唱了一首东北民歌《拜大年》。李双江听后，发现她很有发展前途，感叹地对她说：“你的嗓子真好！”梦鸽立即说：“李老师，如果您觉得我还可以的话，以后我有机会想跟您学一学。”李双江说：“女生，我是不教的。”因为李双江当时是个单身。

春节晚会以后，中央电视台组织春节晚会剧组到湖北等地演出。途中，李双江对梦鸽有了更深的了解。梦鸽虚心地向李双江学习声学方面的知识，李双江悉心地向她传授自己的经验。这次演出成了他们幸福的旅程，一对忘年师生跨越年龄的障碍，变成一对恋人。

李双江和梦鸽的恋爱，大多数朋友是赞成的，但也有少数人风言风语，有的甚至从道德上诋毁李双江。对此李双江和梦鸽都很坦然。对于别人的攻击，他们一笑了之。

后来，梦鸽进了首都钢铁公司艺术团，1988年又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户口由湖北转到了北京。1992年，梦鸽又调进了总政歌舞团。梦鸽和李双江结婚后，艺术上进步很快。从1988年开始，她每年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出，还多次参加各种艺术团体出访新加坡、澳门、香港等地。

岁月悠悠，潮起潮落。这对历经风雨、真诚相爱、倾心付出，超越了世俗的爱情，经过岁月的淘洗，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演绎成一首平实而幸福的歌……

愿这对优秀夫妻，在艺术的长河中比翼齐飞，开创更加美好璀璨的未来！

碧血为她添风采

——访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女主角朱琳

哎，事情真是如此，人们对可塑之形总想尽心去勾画几笔，这不，朱琳刚到泉城，采访她的就连成一串。

是因为她也当过兵吧？是因为她饰演了江曼这个军人角色吧？在泉城见到她的时候，她对我们两个军人是那么的热情。她那略带沙哑、清朗动听的声音，溪水似地在我们耳畔流个不停，不时泛起几朵浪花，发出一阵爽朗甜美的笑声。

我们惊异于造物主如此精巧地赋予她端正俊美的五官，窈窕匀称的身材；望着她那泉水般清澈幽深的双眸，会让你感到周围的一切顿时变得那么纯净和美好……

（省市几家报刊的记者在外等候，朱琳跟我们侃侃而谈，谈得是这么亲切投机，真是出乎预料。）

我六九年初中毕业，1970年入伍在北京部队通讯兵文工团学的是舞蹈，七六年转业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医学工作，八一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好，先关一下录音机，下面这段你们最好不要录。

（经历过坎坷不平的朱琳，此时显得特别老练成熟。她习惯地捋了捋额前的秀发，那曾被导演称作复杂的眼神，现在似乎变得纯净、简单了，她微微一笑，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秘史”，并且，与我们签定了“保密协定”。为了履行诺言，我们做了笔墨剪辑，也好有个交代。）

八五年九月，我在北京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剧组赶排第十七集《女儿国》。我正在为饰演好“女王”绞尽脑汁时，导演尤小刚把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的剧本交给我。翻阅了剧本后，女主角江曼的不幸遭遇和生活经历一下打动了我。我和江曼一样出生在北京，虽没经历过“北大荒”的磨难，但也早有耳闻。再说，我当了六年兵也闻到过火药味，江曼这个在婚姻家庭的波折，灵与肉的冲突，血与火的考验中走出来的女军人，正是我几年来所追寻的形象。当时江曼的候选人很多，有自荐的，有引荐的，由新演员、老演员，还有著名演员，我能饰演江曼这个角色是经过一番角逐的……（朱琳呷了口茶，有滋有味地讲述着，借此时机，我们仔细审视了她。刚过而立之年的朱琳，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要小多，比屏幕上的江曼还要年轻秀气。窃宛的身材，美丽的眼睛，白嫩的脸盘，优雅的谈吐，处处浸透着独有的魅力。）

江曼是不好演。她经历坎坷，内心冲突激烈，经常徘徊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使她的性格变得沉稳而含蕴，南疆的战火硝烟，又把她的性格锻铸得刚强而坚韧。她有痛苦、有忧伤、有缺点，但她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使她踏上了人生旅途的光辉起点。

在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中，我感到自己最满意的是扒火车那段戏中的江曼和在前沿阵地时那些戏中的江曼。此景此情中，那些确实是活生生的江曼，而不是我朱琳了。

（话扯到前线，朱琳面目低沉，显的有些激动了。）在拍摄宣誓那场戏时，前面几排全部是从尖刀连撤下来的战士，晚上我们一块喝酒、跳舞、唱歌、拍照、送纪念品，战士们真是多才多艺，什么吉他弹唱、流行歌曲，节目一个接一个……最后，我为大家朗诵了一首《永生的和平鸽》的诗，使联欢达到了高-潮，真是一个难忘的良宵。事过一天，我们就听到那晚一块联欢的战士，许多都已牺牲了……

你们问我拍戏苦不苦？我说苦。从长白山下的皑皑白雪到前沿阵地的战火硝烟，能说不苦吗？

（讲到这里，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插曲。）在拍摄江曼乘救护车上前线一场戏时，随着隆隆的枪炮声，我穿梭在阵地上，突然，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前额，当时我觉得浑身一阵发麻，手一摸血都流下来了，幸亏我是护士长，医疗条件优越，才没有留下永久的纪念。

（说着，她顺手摸了摸右前额风趣地笑了。我们仔细打量了一下，此处确实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通过饰演江曼，使我理解了前线，理解了军人，跟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前线回来后，我收到大量战士的来信，她们都亲切地称我“江姐”。

这次来济南的前一天，在北京我与“猫耳洞之声”乐团巧遇了，她们呼啦一下围住了我，非邀请我跟他们同台演出，由于身负重任，只好答应回北京后，约上“童川”、“林大林”、“小燕”一块去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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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坛常青树

——访著名歌唱家李双江

最早知道李双江，还是在孩提时代。那时他，演唱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正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极为深远。李双江提起母亲就激-情满怀。

知儿莫过母。母亲悄悄对儿子说。。大丈夫敢想敢干，想好了就干。你那么爱唱歌，现在有机会了，可却连名都不敢报，你是个零。养育了九个儿女的母亲，以她朴素的方式，鼓励儿子：“你去报名，我给你打掩护。”很像电影里地下党起-义的镜头。

母亲为儿子做了套列宁装，做了双千层底布鞋，把李双江送上了考场，送上了他至今挚爱的歌坛。

1981年元月，李双江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受到音乐界和各界朋友的关注。赵枫、时乐蒙、晓河、胡俊成等音乐家都在不同报刊发表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实况。这是“文革”以后我军独唱演员第一次举行的个人音乐会。

1978年开始，李双江进入教学活动。他总结了自己在多年演唱中的体会，写出了《我是怎样唱高音的》声乐讲座广播稿。中央电台和全国24个省、市电台在一周内三次播出，每次半个小时，在音乐界、戏曲界、话剧也产生很大影响，收到信件千余封，此论文后来在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声乐论丛》上发表。同年，又发表声乐论文《我为人民唱新歌》。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李伟写序的《李双江演唱歌曲选》，成为1983年音乐畅销书。

纯真友谊

李双江在演唱中重视情与字、情与声、情与味、情与趣之间的关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使他的演唱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深沉的表现力。

李双江应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邀请，到新加坡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时，适逢中国残疾人协会会长邓朴方率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到狮城演出，故友相会，分外地高兴。

后来，他演唱的《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再见吧，妈妈》、《战士的第二故乡》、《打靶归来》等歌曲也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唱片《红星照我去战斗》总发行量三百万份。这个数字至今还没有哪个歌唱家突破过。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或几代人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

常听人说：李双江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特别好。多年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很荣幸地认识了李双江老师，果然名不虚传。因为是老乡：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所以交往起来格外“投机”。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对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对歌唱事业的执着，有了更深地了解。

坎坷人生

在中国歌坛上，李双江堪称一代歌王。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李双江的歌声几乎占领了各种广播媒介。李双江为什么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一是时代的造就。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文艺的萧条期。充斥在广播电视里的皆是样板戏、语录歌。而李双江演唱的歌曲清新、明亮、抒情，一扫“样板”之风，一经传播，很快流行。二是艺术特色明显。李双江的男高音是国内外闻名的。尤其是他的高音C，明亮、清澈、浑厚，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超越。朝鲜通讯社称他的演唱“是严谨的技巧的表现，是炽热情感的交流，风格高雅，多彩多姿，其高音像海浪涛涛，低音的叙述又像花间潺潺流水，令人陶醉”。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的赞语是“中国这位男高音有金子般的高音、烈火样的激-情”。李双江以无与伦比的高超艺术赢得了观众的喜欢，故有一代歌王之称。

1939年，李双江出生于哈尔滨，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初、高中时代。他自幼家境贫寒，但酷爱艺术，对歌唱有着执着的追求。清苦的生活、纯情的歌唱、优秀的学业，使少年李双江非常充实，年年在省市文艺会演中为学校为集体赢得荣誉。滚滚的松花江水，像母亲的乳汁哺育他成长。小学五年级时，就被选送到哈尔滨市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是远近闻名的小歌手了。

知道了邓朴方的背景后，李双江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认为他和邓朴方的交往是真诚的。

李双江的伤养好后，就回新疆了。一离开，竟然就是二十几年没有联系。但朴方的事业，时时都牵动着李双江的心。在残疾人这一艰难事业中，朴方播种了爱心和真诚，倾出了满腔的心血。这些，李双江不仅一直注视着，而且从行动上支持者。李双江唱了几十年的歌，走遍了祖国的许许多多地方，每年要唱三百多场，其中有十几场是为残疾人演唱的，加起来也有三百多场了。李双江的老妈妈86岁了，十年前也坐上了轮椅，她常常对李双江说：“小平的公子，做的尽是善事，给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人解难除忧，菩萨都会保佑他的。”这也是李双江要用心支持邓朴方的一个原因吧。

1992年4月15日，新加坡嘉龙剧院。由邓朴方率领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新加坡首演。场上的2000名观众，给予每一个节目以热烈的掌声。观众在观赏中，被精彩绝伦的演出所感染，忘记了在台上演出的是残疾人。坐在一边的李双江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想哭了，这是爱的演出，这是生命火花的升华。李双江由衷地为邓朴方领导的事业而感到高兴，感到敬佩。让5000万中国残疾人、5亿世界残疾人在黑暗中看到火，在无声世界中听到天籁，在人生旅途中充满信心与爱心，这是邓朴方的心愿，也是李双江的心愿。

演出结束后，在新加坡社会工作义务人士陈晶晶小姐的安排下，李双江和邓朴方亲切地会了面。在一番叙旧后，邓朴方对李双江说：“双江，唱个歌吧。”李双江为邓朴方献上一首他在医院里曾经为他唱过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是邓朴方的家乡民歌。邓朴方非常高兴，李双江接着又为他唱了一首新疆民歌《友谊万岁》：“那不是黄金，胜似黄金，那是一颗火热的心。那不是白银，胜似白银，那是纯结的友情。”

甘做人梯

怪不得，李双江每次唱起《再见吧，妈妈》那首歌时，都感情真挚、如泣如诉，沁人心扉。

李双江说“我娘有总理风采”。孩子跟别人打架，不论有没有理，总是拉着自己的孩子向人道歉，生活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母亲给予儿子影响最多的是正直。2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李双江就经常收到5元10元录音费，每天都是母亲踩着一双小脚去收发室取金额不大的汇款单。这时流言不断传来：李双江的资本主义尾巴够粗了！母亲便挑了一个邻居聚堆儿的时候，扬起手中汇款单，高声宣告：这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是俺儿一嗓子一嗓子喊来的，是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分一分地挣来的！

1963年，李双江毕业分配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开始了军旅艺术生涯。新疆十多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哺育了他，陶冶了他，对他几十年的声乐艺术实践影响巨大、收益巨大。同年，李双江随新疆歌舞团赴越南访问演出，一首《解放南方》的歌，使他获文艺会演优秀歌手奖；由中国唱片社和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唱片《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春风吹遍黎明的家乡》等在全国流行。为此，李双江受到提前授予中尉军衔的奖励。

在新疆的十年生活中，前前后后有五年真正的战士生活，使他爱战士像自己的亲兄弟，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挚的战友情意、火热的战斗生活，是他歌声的力量，是他歌声中感情的源泉，是他的“歌魂”！李双江经常骄傲地说：“我的歌声从连队中来，又回到连队中去；我爱连队，连队爱我；我爱战士，战士爱我。”他感到很幸福。连队和战士给了他无限的喜悦。

“文革”期间，李双江失去了歌唱的自由，戈壁滩、草地和锅炉房成为他的舞台。他努力练唱，对自己的歌唱事业从未失去信心。

李双江说，而今，母亲虽然已经离我而去，但我的心与母亲永远在一起。现在有了烦心的事情，想不开的时候，就到母亲的坟前，向老人家倾诉一番，就会感到轻松了很多。

就这样在母亲的支持下，李双江1959年9月顺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师承喻宜萱教授，学习声乐理论和歌唱艺术。同时向蒋英、沈湘、郭淑珍等老师学习有关德国声乐学派和意大利、俄罗斯声乐学派的作品和理论知识。并随同中央音乐学院“红领巾”乐队赴广州、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举行各种音乐会，深受好评。在参加《叶甫根尼·奥涅金》和《波希米亚人》等西洋歌剧的演出中，分别担任主角。

在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李双江十分重视向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学习。虽然他在学院时学的是欧洲传统美声唱法，但他很早就立志要为声乐民族化、为建立中国声乐学派而奋斗终生，要为中国人唱出他们真正喜爱的、为之振奋的中国歌曲。几十年来，李双江沿着声乐民族化、中西结合的道路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在声音与字词的结合上，在声音与感情的结合上，在声音与民族风格的表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十章 最高荣誉（上） (第2/3页)

得到八一厂广大群众的拥戴。她初任厂长时，厂里亏损800多万元。她狠抓改革，向管理要效益，逐年扭亏增盈，1998年6月，她和生产、财务部门已测算出到1998年底可盈利数千万元，全厂每人可在年底拿到四个月工资的奖金。八一厂接受了中央军委交付的任务，创作并同时投拍了《大转折》和《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大进军·南线大追歼》、《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同时投拍四部八集革命的战争历史巨片，是超过以往八一厂任何系列大片规模的，是一项极庞大的系统工程。她组织主创人员精益求精地提高《大进军》最后一部收山之作《大战宁沪杭》的质量。作为出品人的厂长王晓棠，要精打细算，协调好七个军区的有关一百多万人次指战员参拍，要协调好影片创作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采访、拍摄的工作。《大进军》系列的每部影片拍完后，王晓棠要在总政治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中-宣部审查前和审查后，和导演、剪辑一起，将每部影片一遍又一遍的重新编剪组合，把那些仍嫌平庸、琐碎之处，变得精彩、凝练。直到成为一部精品的模样，送军委审查通过。她说：“军事题材也要不断出新。这些影片都拍完后，连同原来的《大决战》，使可使整个解放战争在银幕上连成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卷。是形象的军史、党史。”她说，“这一鸿篇巨制，是中央军委的决策好，是全军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全国人民的成果。”电影界权威人士说：“王晓棠指挥拍摄这一系列军事巨片的才能是公认的。她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对每部影片的格局及最终形态，了如指掌，详熟于心。所以才能将影片按军委意图，拍成传世之作。”

1996年6月10日，江泽-民同志亲临八一厂视察，与三百多名代表合影留念，充分肯定了八一厂所作贡献，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努力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促进我国电影事业进一步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还为八一厂题词“创作电影精品，宣扬时代主旋律。”八一厂用新的工作成绩来回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在1996年和1997年中，八一厂的影片连年名列华表奖榜首：1996年是《大转折》名列第一，1997年是《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名列第一。人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两次辉煌。第一次辉煌，是1959年至1963年；第二次辉煌是王晓棠任厂长的九十年代！作为一位优秀的电影厂厂长，王晓棠刻苦学习、严格管理、培育人才、锐意改革，抓出一批好影片。她的战友常感叹她的廉洁和原则性强、重情义。王晓棠乐于助人的故事很多，她维护正义、两胁插刀，助贫济困、一诺千金的事情每年都有多件。但她做了之后不向人讲，也不许别人声张。她当导演时是这样，当了厂长仍然这样。如今，不当厂长了，照样一如既往，而且有增无减。王晓棠这样做，是她对人民的一种植根很深的感情！1995年12月，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这一年，王晓棠经专家们从中国九十年电影史上浩如烟海的几十名女演员中严格筛选评议后，最终被评为为数寥寥的“世纪影人”！这一殊荣，不亚于她晋升为女将军的意义。1995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江泽-民和许多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的数百名电影界代表。王晓棠被选为在大会上发言的五个代表之一。她的讲话很精炼，只有六分钟，却将参加大会的人深深打动，不少人流了泪。王晓棠在讲话的最后说：为了把精品献给人民，就要把艰难留给自己；百折不回地的战胜困难，从容大度地面对委屈；把荣誉变为动力。献身中国的电影事业和庄严的八一军旗！

王晓棠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不但没有放弃电影事业，反而挥出惊人的一笔。她以自己多年的人生积淀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拍摄出了全剧没有一个真正演员的《芬芳誓言》，并且获得了成功。

高中毕业时，李双江想报考音乐学院，可父亲却让他考医科大学。唱歌使他着了迷，又有声乐启蒙老师李书年先生的影响，他想违背父命，放弃做医生的憧憬而走向艰辛的歌唱道路。

父亲是最会管教儿子的山东人。他有自己固执的择业观念：绝对不要唱歌，那是戏子，是下九流！当大夫好，受人尊敬，家里人有病又不求人……“你要去考，我就打断你的腿！”

父亲是天，父亲的话是“圣旨”。当时李双江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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