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消极因素可能是理学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湘学的基调为理学，程朱理学在湖湘广泛流布。而理学本身也是精华糟粕并存。其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在失去刚创立时的积极意义后沦化为封建纲常伦理中最著名的教条。后人对封建思想意识的批判往往是从宋明理学开始的。湖南却一直扮演着维护纲常名教保垒的角色。时至清朝，曾文正中兴勤王亦以理学相号召。他本人也被奉为又一个理学家。罗泽南、胡林翼等湘军将帅都以治理学著称。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了湖湘文化中保守守旧的一面——

（二）-

湖湘文化传统中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同时又有着泛政治化的趋向。湖湘人对政治的关注较其他地区更为明显，政治参与意识十分强烈，其对历史的贡献也多体现于军事、政治的事功上——

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十分突出和强烈，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云云。湖南历来以“屈贾伤心地“而自豪，屈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中爱国主义的代表，贾谊也因力主改革被贬于长沙。屈子流放湘楚，“长太息以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腔忧国忧民之情“虽九死犹未悔“。楚国被灭，屈子也投于湘水之滨的汩罗江殉国，但其爱国忧民之情却永远激励着湖湘人。苏轼云“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宋时张拭、赵方等湖湘学派巨子同时又是抗金名将。蒙古铁骑围攻长沙。岳麓书院数百学生浴血抗元，死者十之**。清军入关，湖南十三镇军民与之周旋多年。王夫之起兵衡阳，事败后隐居山林，转而通过著述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他强烈的民族感情甚至被认为是近代民族革命的动力之一。时至近代，湖南相继成为维新运动最富朝气一省、武昌起义首应之区、全国农运的中心、北伐、抗日的主要战场……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弟子不断奋起，如锁链般相互挽结着。他们延续着炎黄血脉，守卫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魂。梁启超之“直可以保中国而强天下者，莫湘人若也“杨笃生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远过于诸省者“。所谓“洞庭悠悠思天下“、“救国先从湖南起“，对于湘人而言，这种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精神常常“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巳“（杨笃生语）。《汉书※#183;杨雄传》云：“因江潭而谁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湘累“一词便充分昭示了满怀忧愤而又不屈奋斗的报国之情！-

正是因为湖湘人背负了太重的社会责任感，其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其对家国大事对政治的关注程度远较其它地区突出。加上中国古代的高度集权高度政治化，以及湖湘学派不断外向化不断事功化的趋向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在湖湘人的心中甚至有着泛政治化的价值趋向。其对历史的贡献也多体现在军事政治方面，很少出现有影响的经济方面的人才。德国学者里希霍芬曾指出“中**人主要产生于此，很多官员也曾在湖南……但是，银行商业界湖南人却不多“。研究近代湖南的人才结构，就会发现，湖南人才以军事人才最多，大约占了50％左右。一部《清代七百名人传》，共收湖南名人44名，其中被列入“军事”类的为26人，占了将近60％。**中央确定的中国**33名军事家中，有14名是湖南人，占了42％以上。其次是政治型人才，大约占了湖南人才三分之一以上。另据许多学者研究，湖南的作家大多都对政治特别敏感。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王茂林也承认“湖南干部里面的官本位思想很重“[12]，这很值得反思——

（三）-

湖湘人有着大气磅礴与自卑偏狭并存的二重心理意识，其为天下与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也导致湖湘人大气与陕隘的二重处世风格——

湖湘人自古以天下为已任，具有一种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浩然气概与伟大魄力。屈子的《天问》，苞括宇宙，控引天地；胡安国一句“为学则以圣贤自期，为政则当以宰相自任“雄立千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船山先生“星日昭垂，旷世之师“，湖湘人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立之根性“与雄伟之气魄表现得十分明显。维新变法期间，湘人都高呼“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亡则中国亡“，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豪迈高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除了湖南人，谁又有魄力说出此等豪言壮语！左宗棠曾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展示自己的文化抱负，蔡锷登岳麓山作诗“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至于青年**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真乃大气盖天。人们说到**，齐白石，彭德怀等这些湖南人时总以“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军事家“相称，有人作对联云：“数说导师何伟，大匠何奇，元帅何雄“，似乎舍一个“大“字便不足以表达湖南人的豪情！-

关于湖南人 (第2/3页)

故乡往往施展不开手脚，甚至遭人诟骂，许多湖湘弟子跨越内陆，离开湖南施展抱负，而在此之前，他们在自己的故乡往往经历了极为残酷的挣扎。如郭嵩涛出使西洋却遭故乡人谩骂。湖南乡试的学子甚至烧毁了他修复的寺庙，还准备捣毁其住宅。以致郭痛心长叹，“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相反的是，同时痛诋洋教和西学的周汉却极受士子的尊重。近代以来，湖南盲目反洋教的运动在全国特别突出，反洋务的呼声也极高，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多为湘人。而当时湖南本地并无几所近代化企业、学校。比之沿海各省、简直是黯然失色。近代不少外国人在湖南一直过着心惊胆颤的生活，创建湘雅医院，资助**求学的“耶鲁中国“成员出门看病也需乔装打扮。以致后来提出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伟大领袖年轻时气愤得痛骂：“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在改革开放之前那场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最后一个表态的省份便是湖南……-

湖南这种排外保守的思想根源很复杂，其封闭、独特、内陆性的地理环境对此应深有影响。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11]，湖南“重山迭岭，滩河峻激“，故“舟车不易为交通“。这种封闭的环境一方面可以造就古朴倔强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封闭的保守的风气。湖南三面环山，交通闭塞，自古以来，湘省居民多有历代务农耕种之家，而很少有出外经商之人。因而湖南人很难接受新事物-

再次，加上强悍刚烈的民气作用，使“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另外，湖南是一个移民与蛮族人杂居的省份，“楚人之蛮性“，古时少数民族多被认为是未开化、文明程度较低、保守落后的象征-

但应该注意的是，在湘人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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