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传统十分重视精神、主观意志的作用，具有一种独立之根性，也表现为卓励敢死、强悍刚烈的世风民俗，但极容易走入极端的唯意志主义——

湖湘学派是十分重视精神以及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如其创始人胡宏说“性为本体“。“性本体“具有客观的精神本体的思想，胡宏说：“天命谓之性，气之流行，性为本体，性之流行，心为之主“[14]较之宋明理学中普遍的“理本体“则极大地凸现出行为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张轼甚至把“心“提高到主宰者的地位，认为“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15]可以说为后来王阳明的“心学“打开了门户。王阳明来湘讲学，湖南兴起“楚中王门“。“心学“在湖南地区比较有影响，而“心学“主张则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向了极致-

湖湘文化上接战国时的楚文化。楚文化十分具有英雄主义和原始的野性思维，好战、尚武、“尚力不尚德““尚力不尚理“[16]。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湖南人强悍刚烈的性恪、卓厉敢死的士风民俗可说是重视精神的典型。屈原《国殇》中的楚人“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则强兮不可凌“。《史记》上载楚人“俗剽轻，易发怒“，《隋书》也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各种地方志记载更多，如万历《慈利县志》：“赋性悍直“，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俗刚武而好竞“，民国《醴陵县志》卷四：“颇尚气、轻生、善斗“，都给了湘人“强悍“的评语，人们多认为湘人凡事有一种“霸蛮“的性恪，坚强忍耐，浩然独往。以其特别独立之根性，而“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梁启超云：“湖南人之长在强而悍“[17]，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一些外国学者也认为“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叛心更是该省人民的性格特征“（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芬）。人们常以“辣椒“、“石头“等坚硬、泼辣的物体当成湖南人的别称。杨毓麟曾在《新湖南》中集中论述了湖湘学术传统之“独立根性”：“（湖湘学术）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道咸之间，举世以谈详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18]——

湖湘的这种传统以及湘人的性格，表达了一种高扬的主体意识，对个人精神和意志的尊重，但是很容易忽略事物的规律，陷于唯意志主义的极端倾向，犹如古代楚人“尚力不尚理“那样。湘人的口头禅“霸蛮“，人们也多称湘人“霸蛮“，这“霸蛮“本身内含了固执，不讲理，不讲规律的意思。例如，**一生可谓最典型地体现了湖南人的性格，其晚年一些失误，如极端重视人的主观意志性，忽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性，与他早年所受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也是有关的。[19]1950年他回长沙回忆早年在湖南学习的情况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20]这个说法的意义不仅在此，但他的话本身包含了对自己早年所受教育包括湖湘文化有关缺陷的反思——

湖湘文化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传统，其表现形式也与内在体系也极为复杂，对其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和审视。本文只是一次粗略的尝试，要揭示其真谛需要更精细的研究。但是，惟有坚持批判审视的进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其积极健康内在精神，才能将其发扬光大，更显湖湘文化的光彩。

【……关于湖南人——……】！！

关于湖南人 (第3/3页)

的心理背后也有着自卑偏狭的情结，呈现一种二重心理意识。诸如“惟楚有材“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惟“只是一个语气词，只是客观地陈述一种事实，而绝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只有、仅仅有“这层意思，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说：“只有湖南才有人材“，但是在湘人口里却成为他们的“广告词“。这个现象反映湘人的自信多少有些盲目。而且在历史上与“惟楚有材“相对应的还有“楚材晋用“，这很值得湘人反思。实际上，湖湘人才之盛主要表现在宋代与近代。在古代湖南由于地理条件恶劣，为“南蛮之地“，在文化上本土湘人也并无多少建树。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清末湖南学者皮锡瑞曾写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等到唐大中四年，唐开科三百年之后才有一位湖南人刘锐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来源于古代湘人人才群体的匮乏，这孰可玩昧。今天提到有关湖南的历史名人，如屈原、柳宗元、刘禹锡等倒是因为湖南落后才贬谪到湖南的。时至清咸丰年间，湘人群体崛起，但多以军政扬功，湖南作为“文化沙漠“的窘境，并无太多改变。杨度的“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说法常引用表明湘人的自豪，而杨度的直系后人杨念群博士则对此说法给予了新的解读。[13]斯巴达、普鲁士以军国主义著称于世，而希腊与德意志恰为文化集萃之邦，杨度舍弃了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而截取的是其社会实体的政治横断面来比拟中国与湖南之关系，其潜意识是仍然认同湖南是文化贫乏之地的传统概念，而以政治单位的发达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补偿。因此，湘人格外强调自己的某种责任与使命。如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且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这种自负之语本身是源于湘人于天下无足轻重之窘境的一种心理补偿。自负与自卑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识中，**有言“我为极高之人，又为极卑之人。“他所说的本意并不在此，但对此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隐喻-

在湘人以天下为已任之外，也有着另一种思想立场，就是为个人与家庭，大则为国，小则为家、为己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从这一立场出发，湘人往往把经邦济世，改造社会的责任看成是少数亲信，少数精英的事情。例如清朝湘军群体往往都是以地缘性、血缘性、情感性为基础，曾氏兄弟自不必说，而曾国藩，刘蓉，罗泽南等湘军将领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这种以家族关系以个人为出发点的立场，造成了湖湘人的偏狭、小器、排他性、狭隘性的处世方式。这种为天下为个人的二重思想立场，导致了湖湘人开放、大气与封闭、狭隘并存的二重处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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